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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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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湖北监利周河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  乐施会顾问李昌平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曾先后就读于湖北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副书记,监利县周河乡书记,毛市镇副镇长、周沟乡、拓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李昌平的“内置金融”实验
时间:2013-04-30 点击量:1180 作者:李昌平

李昌平认为慢有慢的好处,在农村金融政策明朗化之前,稳妥至上。

 

  在李昌平的内置金融实验落点之前,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和中原地区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挤压之下枯萎凋敝。第一批随李昌平来到郝堂村的志愿者姜佳佳这样形容:我觉得我们要是再晚来一步,这个村庄就要消失了。

 

  她的话并不夸张。那时候,郝堂村的年轻人们都已经走出深山,外出打工,而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都被吸引到10公里外的亚洲第一大非金属矿——珍珠岩矿区当工人,留守下来的只剩老弱妇孺。李昌平回忆道,当时他初来郝堂村,只见垃圾塞满河道,危房触目皆是,而村党支部书记曹纪良辞职的念头已经动了好几年了。

 

  如今,曹纪良兴致勃勃地带领记者在村中参观,介绍耗资500多万元,由台湾设计师设计的村小学,在小学周围,村里的议事中心、妇女手工作坊、养老中心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之中。走在郝堂村中,他时不时地和正在修整老屋的村民打招呼——他们正在对原有的特色民居进行修整,在满足舒适度的同时保留豫南地区的建筑风格。一路上,河道清澈、道路干净,令人难以想象郝堂村几年前的破落光景。

 

  2009年年底,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是这一切变化的起点。

 

  当时我想在豫南地区搞内置金融实验,当地政府给我介绍了几个好村,我说要搞就要在最穷的村子里搞,最后就选中了郝堂村。李昌平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相中郝堂村的初衷。

 

  他20129月份刚刚出版了三农著作《再向总理说实话》,里面凝聚了他对于农村金融的思考。在他看来,破题农村金融的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外置的,即外部金融资本下乡,鼓励发展私人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内置的,如郝堂村建立自己的村社金融组织——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

 

  2012年以来,许昌农信社社员卷款潜逃案件和浙江首家村镇银行的信贷乱局都表明:在外置金融模式之下,农民很容易丧失主动权,而沦落为其他金融机构的工具

 

  自从1986年就在基层摸爬滚打,以官员、NGO人士、学者等各种身份思考过农村问题的李昌平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由于地租升值空间有限、信息不对称风险过大,农民的绝大多数土地和林地,无论在国有银行、村镇银行还是在小额信贷公司里,都是不可能获得抵押贷款的。对此,政府中很多人似乎没有清晰的认识。

 

  郝堂村的内置式资金合作社的模式显示了破解农村金融困境的另一种可能性。

 

  2009年,李昌平应信阳平桥区的邀请前往讲座,在交流中诱发了与当地政府合作、尝试村社金融的想法。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于10月成立。

 

  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胡静向记者介绍了合作社成立之初的情景。李老师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给在外面打工的老板打电话,说我们想成立一个合作社帮助村庄养老、帮助村庄建设、帮助村庄发展,基于对村里的信任,有7个人当即决定每人出资2万元。

 

  在李昌平等外来专家的参与下,发起人和村民们尤其是村中的老年人经过几天几夜的讨论,制定出了合作社章程。我们的章程是老百姓认可的,是一条一条讨论出来的。老百姓是这样的:上面制定的政策再好,他们不一定听。但是自己制定出来的章程,大家是完全认可的。胡静说。

 

  合作社发起股金34万元,其中包括7名敬老社员作为发起人,每人出资2万元,第一批入社的老年社员15人每人出资2000元,平桥区科技局代表区政府投入10万元,郝堂村村委会投入2万元,李昌平的课题组投入5万元。发起人、区政府、李昌平等不要利息、不参与分红,村委会股金的收益用于五保户帮扶,合作社利息收入中,30%用于老年社员的养老,40%作为滚动资金,15%为风险金,15%为管理费。实际上,由于熟人之间风险几乎为零,而且合作社由村民不计报酬自发管理,所以风险金和管理费都并入滚动资金。

 

  根据章程,贷款审批权掌握在由老年社员组成的10人小组,理事会只拥有否决权;老年会员除享受分红权外,还有为村民担保贷款5000元的权利。村民从合作社贷款的利率为月息1%,村民可以用承包地、林地作为贷款抵押。合作社也吸收社会社员的存款,上限为10万元。

 

  合作社发展至今,累计放贷金额已达500万元左右。我们把钱贷给想要发展的这些人,他们搞养殖、种植、搞农家乐旅游,翻修新屋,都是从互助合作社贷的款。而且村委会也贷款数十万元用于公共事业和从村民手中拿地建设了养老地产项目。

 

  村民黄启军就是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受益者之一。20105月,村民黄启军承包了小姨父的小料加工厂,除了一年4000元的厂房租金,还需要4万多元钱的进料费。黄启军家里的存款只有2万多元,后来他找夕阳红贷款2万元,自己加工和销售建筑保温材料,半年下来就赚了3万元,不到年底就还本付息。

 

  胡静坦言,目前资金互助合作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得不到政策支持。她原本想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身份在信阳的银监部门获得审批,区长、副区长给银监部门打电话都不行,最后只有到工商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但是两年之后,工商局出于风险的顾虑不再给予登记,现在只好在民政部门注册。

 

  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只能谨慎发展,徐步缓行,规模在短时期内无法迅速扩大,村庄发展的资金需要无法全部得到满足。由于村民们生产发展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所以再有两倍的资金也不够用

 

  但是李昌平却认为慢有慢的好处,在农村金融政策明朗化之前,稳妥至上,只要走的路子是对的。他曾经到很多地方的农村金融实验点参观,不少地方已经达到千万、上亿元的资金规模,与之相比,郝堂村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他始终坚信:即使面临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整顿,郝堂村的实验也能够存活下来。

 

  【专访】

 

  李昌平:要改变农村资金互助自生自灭的状况

 

  《企业观察家》 = Q 李昌平= L

 

  Q:“内置金融”的概念最早是由你提出的,现在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界的认可。请问到底什么是“内置金融”?

 

  L内置金融,简而言之,就是农民主导的金融,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配套建立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内置金融可以实现农民承包地等产权的金融资产化,既促进农民家庭经济、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帮助进城农民有偿退出村集体,还有利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村民自治制度。

 

  Q:“内置金融”是相对于“外置金融”而言的,能不能谈一下这两种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优劣?

 

  L:农民的主要财产就是土地。金融和土地是孪生兄弟,发展土地金融毫无疑问是增强农村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如何发展农村的土地金融呢?目前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土地私有化和农村金融外部化,鼓励城市金融资本下乡,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主体去农民化,金融收益从农村流出,我称之为外置金融

 

  在中国,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都很难,更何况分散的小农呢?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外置金融存在着三个先天不足的致命弱点。一是土地价值低,抵押贷款规模小,银行运营成本高。二是信息不对称,风险难管理。三是不发达地区农民的农地、山林等,过于零碎,价值偏低,而且短周期内升值预期几乎为零。所以,在不发达的广大农村,外置金融难为千千万万分散小农的土地、山林提供有益的帮助,这可以从越南和我国台湾的发展经历得到验证。

 

  Q:我们看到,信阳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实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请问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吗?

 

  L:河北东光县有个古树于合作社,合作社内部有个农信部,村民有1000多亩承包地加入了合作社,每年保底收益500/亩,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户承包地便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农信部抵押贷款了。古树于合作社创立3年来,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粮食增产了30%,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合作社也盈余近百万元。

 

  再比如,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公社,也有农信部,每年给公社内部的生产经营组织和社员贷款3亿多元。正如中央2009年所强调的一样,金融(内置金融)是周家庄公社农业现代化的核心。

 

  Q:据我们所知,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名分”,请问政策层面对于农村“内置金融”是什么样的态度?

 

  L:这些年来,各种私人金融在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下获得了优先发展权,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农民合作互助金融尽管从2004年起每年的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大力支持,却几乎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任何重视和关照,而且还受到了银监会等部门的百般刁难。

 

  开放农村金融改革已经持续了7年,全国农民组织申请合作互助金融资格的有千千万万,但获得银监会批准的不过45家。全世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都是农业部审批、监管和服务的,我国政府却将农村合作互助金融发展的审批、监管权给了银监会。一个县市的银监部门就两三个人,怎么可以做好这项工作?

 

  每年地方和中央财政对农民贷款贴息以数百亿元计,但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几乎没有得到一分钱贴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对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实施补贴,只有我们政府部门对非农民金融组织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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