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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简介
编辑:李昌平 电话: 传真: Email:Email:cp163cn@yahoo.com.cn

李昌平,湖北监利周河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  乐施会顾问李昌平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曾先后就读于湖北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副书记,监利县周河乡书记,毛市镇副镇长、周沟乡、拓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社会企业和社区共同体经济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和重要主体
时间:2013-01-10 点击量:1447 作者:李昌平

谢谢大家给我发言机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农村的社会企业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村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的主体。我会结合我最近几年农村的实验。

 

  当下中国农村是由一个一个的村社构成的,村社共同体是农村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基本的主体。宪法规定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村社自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传统农村社会,有家族血缘确定的长幼尊卑社会关系作为家族自治的社会基础,家族的财产是家族自治的经济基础。这样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经济基础。现在的农村,村社共同体自治替代了家族共同体自治。它缺少传统的长幼尊卑的血缘关系,如果这个村社共同体没有共有的财产,那么这个村社的建设和治理靠什么基础做支撑呢?从理论上讲是讲得通的,《宪法》规定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基本经营制度是村社自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产权做基础,比如集体经济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作为共同体自治的基础。问题在于实际上我们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发现已经有绝大多数(至少90%以上)的村社,其集体所有制已经名存实亡了,集体经济已经完全私有化,那么支撑这个村社共同体建设和自治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就像我们小岗村,你无论派多少个沈浩去,它就是不行。今年派了43个国家干部住在小岗村,你也拿这个小岗村没有办法。如果村社共同体没有基础了,这个共同体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的农村如果没有了村社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无主体社会了。今天农村社会已经(很多但不是绝对的)是无主体社会了。我们看到很多村庄,包括我们自己故乡的一切都在崩溃之中,如伦理、道德、孝道、礼仪、廉耻、传统信仰、公平正义、社区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农田水利。大家都喜欢民主自治,在理论层面我们都说民主自治很重要,但是今天的农村的所谓民主自治是倒退的,80年代乡村的民主自治比现在好多了。

 

  农村社区建设必须重建村社共同体。中国的小农,是要有所依附的,或依附于家族,或依附于士绅,或依附于资本,或依附于政府,或依附于党的组织,看来这个现在都不现实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些人挣钱了回报自己的家乡搞些建设是有的,但是极个别的。当下中国的小农,只有一种制度性的可能选择——依附于村社共同体。这是由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决定的,因为我们的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必须重建“村社村民共同体”——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建设和治理的主体。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村社村民共同体。我把它定义为“经济发展、社区发展、社区治理”三位一体的社区型农民组织。经济发展是为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和治理反过来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今天的大寨就是这种情况。这三位一体存在的基础是“四权”统一——有共有的产权、财权、事权、治权。我们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核心就是把这“四权”搞得不统一,把前面两权,财权和产权搞得没有。有事权无治权,只剩下事权了,另外的三权都没有了。所以一个小岗村无论派多少国家干部过去,也搞不好。全国各地还有几千个维持村社共同体(坚持集体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 “四权”统一的村子,不需要中央派工作队,每年都有一个村长论坛。今年的村长论坛在山东临沂举行,有一千多个村长过去,都是集体经济好、村社共同体比较完整的村社。今年开会的时候我也在临沂,那些村子开会所说的话语体系跟我们的话语体系完全不同,那才是真正的自治体。他们是正儿八经在搞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搞得很好,因为他们是“四权”统一的村社共同体。

 

  大寨是今天中国农村村社共同体的样板。它的村两委、合作社、公司以及很多内部部门等,都统一于村社村民共同体内,都不能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现在的公司加农户等等是把公司凌驾于农民共同体之上,大寨不是这样子。在大寨,资本等都要服从村社共同体,都要为村社共同体服务。它不排斥公司,不排斥合作社,也不排斥外来资本进入大寨。大寨经济发展是为了大寨社区建设和治理,大寨社区建设和治理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大寨共同体经济发展,它的“四权”是统一的。在山西,大寨是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村庄,可是大寨不仅民生好,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也很好,有伦理,有道德,有孝道,有礼仪,有公平正义,也有民主自治,是非常繁荣而和谐的社区。大寨周围的很多村庄有丰富的煤矿等自然资源,挖了,少数人发财了,煤变成了少数人在北京、上海的房子,甚至变成了美圆资产,不仅村庄建设和治理无人问津,民生也很凋敝,黑社会控制等问题非常普遍,社区极不和谐。我和于建嵘走得很近,我们是好朋友。于建嵘以前老大不喜欢大寨、华西、南街等村子,有一次我和他争论得很激烈,我要他去看了以后再批评人家。结果他就去了大寨,看了大寨和周围的村子,深受启发,觉得大寨的道路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南街,在南街待了五天,快走的时候让我跟南街联系,说要见王宏斌。我就跟王宏斌打电话,王宏斌就接见了于建嵘。于建嵘很感慨:“我们懂的王宏斌都懂,王宏斌懂的我们不懂。”过几天于建嵘跑到华西村去了,在华西村待了一个星期,跟我说要见吴协恩。见到吴协恩了,最后回来于建嵘就和我说,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巩固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是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一个选项。这是个进步。我们看了大寨和周围的村庄,比较之后就知道谁对谁错,这没有什么理论不理论的,一看就一目了然。

 

  大寨村社共同体经济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一种。大寨村社共同体发展经济是为了共同富裕,让社区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社区不仅生活好、环境美,而且和谐、有秩序。

 

  我觉得再次学大寨,要从重建社会经济——集体经济做起。经过三十年改革,资本服务于社会转变为资本奴役社会,当然这不是改革开放的全部,但就农村来讲,就是这样。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和治理,需要再次学大寨——重建千千万万的村社共同体。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大寨,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时代的学大寨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大寨,就是实践邓小平所倡导的“两次飞跃”——共同富裕——资本为人和社区服务。现在学大寨,是要恢复和完善村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以此发展新的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社会经济。经济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或者说社区的性质。村社集体经济不仅是农村社会建设和治理的经济基础,还是支撑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重建村社共同体需要社会工作者和社会资本下乡,要鼓励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下乡,要促进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全国各地也有些点。我们在信阳成立两个机构,一个是乡村规划设计院,就设在信阳一个村子里面,专门从事规划设计;另一个是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是一个志愿者联盟,专门为协作者、志愿者提供服务。我们在信阳协助一些村社成立了养老资金互助社,就是一个老人出两千块钱,我李昌平带几万块钱放进去,我在社会上找些钱放进去,村子里面有钱的人也放两万块钱进去,叫“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去年每个老人分了570块钱,估计今年每个老人至少可以分800块钱。这样一个老人、一家一户就有千把块钱过年,社区里面的孝道也回来了,社区也就和谐了。

 

  养老资金互助社就是社会经济。有了养老资金互助社以后,村民可以拿自己地抵押贷款,农村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社区内部的公共服务也能逐步恢复起来。当地政府问昌平能不能帮我们搞下新农村建设,后来我们组织孙君等一班子人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我们成立的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帮助村里建设村社共同体,搞旧房改造、道路水系规划和建设、产业调整、垃圾分类回收,现在村里面一点儿垃圾也没有。我们还协作村社共同体搞养老产业和乡村旅游等。

 

  农村是需要资本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和为农村社会服务的社会企业资本,应该节制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下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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