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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简介
编辑:李昌平 电话: 传真: Email:Email:cp163cn@yahoo.com.cn

李昌平,湖北监利周河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  乐施会顾问李昌平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曾先后就读于湖北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副书记,监利县周河乡书记,毛市镇副镇长、周沟乡、拓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当前农业发展的两个热点问题
时间:2012-11-07 点击量:1363 作者:李昌平

关于农村金融改革

 

  前几年,有个地方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土地怎么抵押贷款的问题,于是给农民办了水面证、林权证、承包证等确定农民70年承包权的很多证,但农民拿了证以后到银行去贷款,银行却不买账,结果农民办证花了不少钱,却解决不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么,农民有了抵押物,银行为什么还不愿意贷款给农民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私不私有,而在于小农的土地在大银行里实现抵押贷款有三个问题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成本太高。银行如果把一亿元资金贷给一个企业,一个信贷员可以管五个企业五亿资金,但农民贷款规模比较小,一户贷一万,五亿就是五万个农民,那需要多少个信贷员?第二个问题是风险太大。由于农民和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对农民的经营等状况进行监管,风险是不可控的。第三,一旦出现风险,农民抵押给银行的土地承包权等也难以变现。台湾、日本、韩国土地私有化后,之所以可以抵押贷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在农会里办金融,是在农民的组织内部办金融。在农民的组织内部抵押贷款,就是组织内部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以上三个问题。所以,台湾、韩国、日本的农村金融是有效的,不在于它的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中国的问题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我们要改革的是金融制度。要在社区里、在农民的村社组织里建立合作互助金融。

 

  8年前,我在我的村子里建了一个养老资金互助社,每个老人出2000,我出10万,将这些钱贷给村里的年轻人去发展经济,年轻人付利息,老年人用利息养老,我不参与分配。一个老人一年可以分600多元,夫妇两个就是1000多元,生活可以过得不错,年轻人也有了资金去发展经济。

 

  在笔者看来,新农村应有5个特点。第一是“我村我素”,就是村庄有自己的元素,比如有板栗、有茶叶、有山、有水、有古井、有古树等,元素比较丰富;第二是“我村我品”,村庄要搞出品牌、品格、品位来;第三是“我村我业”,让当地的人可以在村子里有自己的事业、产业,村庄养得活人,如果养不活人,大家都出外打工,村庄就失去了希望;第四是“我村我家”,真正把村庄当作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像现在好多村庄,有了钱到城里租房子;第五是“我村我根”,如果把村子当作自己的根,那个村子就有希望了。  

 

关于农产品价格

 

  在国内,我们经常看到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1985年以前,是农产品短缺的阶段。农产品短缺阶段,增产就可以增收,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目标是追求产量的增长,农业政策的目标是帮助农民提高产量,追求产量增长效应。在这个时期农民的收入节节高,出现了很多专业户、万元户。

 

  1985年特别是1990年后,进入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而且由于总量过剩,增产反而会减收。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并不能通过单个的农民调整结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阶段农业政策的目标是追求农产品的价格或价值增长收益。比如延长产业链、组织化等。台湾有七八个生产柑橘的农会,农会之间有协会,上面有个协会,柑橘协会主席由农会的会长轮流做。柑橘有大小年之分,假如大年的时候产量是100,小年的时候产量就只有90,有10%的差距。按照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0.2计算,在柑橘供求基本平衡以后,增产1%,价格下降5%;减产1%,价格上涨5%,减产可以增收。农产品的特点就是暴涨暴跌,这是它的特性。粮食、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一般在0.5以下,所以这个时期要稳定农民收入,就要组织化,追求价格增长收益,做到增产增收、减产也不减收。台湾的农民,大年时会召集农会开会,农会就会作出决定,一级品、二级品都上市,三级品不准上市,因为台湾的农会是“一会一品牌”,没有品牌很难进入市场。农会高度组织化,可以定价,它说一级品、二级品上市,比去年要低一毛钱,一级品、二级品卖完后,跟去年的收入总量差不多,就做到了增产不减收。三级品还可以卖一点,卖不了就加工成果汁,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业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全球化条件下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阶段。国内的生猪、大豆、奶制品、玉米、棉花等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现在美国人占有中国大豆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六十多,占有了这个份额之后就有了定价权,我们看到国内食用油从来没有大幅降价过,而是经常持续走高。占有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份额以及大豆市场的定价权以后,衍生了一个农产品武器化的问题,利用农产品来控制你的经济、社会、政治。

 

  农业还有第四个阶段,比如上海的农业是农业异化的阶段,是农业异化成服务业的阶段,即把农业服务业化。上海郊区的农业,已经成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城市里的人花钱到市郊种一块水稻,自己种植、经营、收获;市民可以亲手采摘水果、茶叶,摘了就是自己的,但需要付出比直接买更高的价钱。这是农业成为服务业的一部分。

 

  (作者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8 2012.7.13,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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