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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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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湖北监利周河人。1963年生,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验,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  乐施会顾问李昌平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被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6年“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曾先后就读于湖北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副书记,监利县周河乡书记,毛市镇副镇长、周沟乡、拓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理想的愿景与扭曲的现实——读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有感
时间:2012-11-06 点击量:1542 作者:李昌平

  十二年过去了,李昌平还是那个李昌平,乡村却已经不是那个乡村。

  第一次知道李昌平,当然是因为那惊天三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看到他向总理上书的全面报道,是在《南方周末》的整整几个版面。十二年过去了,《南方周末》已经堕落,早已几年都没再买过。但李昌平没有堕落,他还是那个李昌平。那个堂吉诃德般的李昌平,只不过他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无数专家学者、决策者、执行者、媒体、普通民众对于三农问题的种种误解,在那些如花般绚烂的理论面前,他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生花的妙笔,有的只是一颗关心三农的拳拳之心。但他的声音却依然微弱,依然显得无助。

  这十二年,农村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其内在的逻辑却远未清晰。谁来理清它,这恐怕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在期待的,我们也期待李昌平的解答。

  关于书评,我是没资格的。我生于闽西农村,但中学就已到了县城读书,对于农村生活,我有体会,但谈不上研究。三农的研究文章读了无数,但对农村现状的了解更多来自每年回家时家中亲戚的讲述。我更愿意从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接地气的学者

  在中国的三农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李昌平和贺雪峰。他们是真正接地气的学者。

  中国乡村治理的问题,60多年过去,似乎都没有真正走出困局。我也经常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理论的缺陷,还是实践的扭曲?是短期的牺牲,还是长期的困局?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还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困扰着我,却又迟迟找不到答案。

  李昌平的书在我看来也并没有完全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对农业发展理论的梳理与探索,在今日的中国,我觉得依然是最切合实际的。

  一是对于农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我觉得对于认识中国的农业政策,具有非常清晰的指导性意义。

  二是对农村组织化建设的再认识。其实对于农民的组织化,在学界也是有比较普遍的共识的,问题的核心是组织化依赖的基础。秦晖等认为依赖的基础是农民获得完全地权后的权利自觉。李昌平则认为集体地权下的统分结合形成的经济效益,及形成治理的物质基础。我支持李昌平的意见,这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目前的城乡属二元结构,但经济要素的流动则是开放的,带来的后果是农村的资源已经高速流向城市。在乡村的“精英”都心向城市的大背景下,如果没有一个供其发挥的制度舞台,希望其依靠权利自觉和那些留守村庄的弱势农民“组织化”,实在是不太现实的。

  三是对于农产品武器化的认识,有助于将农业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其实粮食的安全大家都有共识。茅于轼那种认为有钱什么粮食都能买到的认识未免迂腐。因为能买到不等于买得便宜,买得合理。在我看来,农产品的武器化其实就是农产品的金融杠杆化和对生物基因资源的控制,这涉及更高层次的国家安全,而对于这点,中国决策层及知识界内部的认识恐怕是远远不足的。

  其实,李昌平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总能发出与“主流”不一样的声音,这是来自真正底层的声音。而那些所谓的“主流”的声音,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贻误,确实已到了不能不清算的地步了。

  问题在于,如李昌平、贺雪峰这样的理想的声音,依然是比较微弱的。这种微弱,在于过于的理想,特别是他认为应该依赖、诉说的对象,就是“总理”,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而在我看来,这未必最靠谱。

  理想的愿景——从“改稻为桑”说起

  每当看到有关三农的问题,我都会想起“改稻为桑”这样的场景。

  这是几年前一部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场景。情节大体如下:

  嘉靖年间,财政亏空严重,严嵩、严世蕃父子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浙江地区“改稻为桑”。由于江南丝织业发达,出口到西洋收益丰厚。改稻为桑,发展丝织业,能够大幅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对于农民,方案建议,改稻为桑后赋税不变,这样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却不变。那不种稻谷了,粮食怎么办?很简单,从外省的产粮区调粮,不会有什么问题。织造局?连合同都和国外客商签好了,就等足够的原料下锅了。

  这是一个应该皆大欢喜的方案,中央、地方、织造局、农民、外省产粮区都应该是得利的。如果放在今天,方案中一定会加上“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发挥国家、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公司(织造局)+农户的先进生产方式”等闪亮的字眼,令你目眩神迷。

  然而,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如何的呢?地方政府为完成指标,放水淹田,放马践踏农田,达官贵人撑腰的大户趁机兼并田亩。外省的粮食,自然有人垄断经营,织造局成了官僚系统捞钱的工具。农民纷纷破产,民不聊生。没有行政经验的翰林学士高翰文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杭州知府,满怀热情地来到地方推行改稻为桑。作为基层干部的新任淳安县令海瑞、建德县令王用汲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对政策进行了抵制,随之,一系列大戏开演了。

  时间过去几年,情节记忆也许不太准确,大体如此吧。我没有查证过有明一代是否真正推行过改稻为桑,然而这一幕对于生长于农村的很多国人来说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大家恐怕都会认为它必定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我就曾经看过乡镇干部为了让农民改种烟叶,而将农民田里的禾苗拔掉的场景。而这似乎就发生在李昌平上书总理的那几年。

  这一幕的角色又和今天如此相像,天真的最高决策者,巧舌如簧的政策建议者,老谋深算的政策制定者,胸怀理想的政策推行者,满腹牢骚的基层执行者,无数愤怒的民众,他们组成的众生相,数百年后,依然如故。

  只是,如李昌平自己在微博所言,十二年前中央开会,他的书几乎人手一本,如今,新书恐怕带进会场都难了。他所寄望的对象,则似乎也在一步步蜕变。

  扭曲的现实

  以上这样的场景,我们已经见过无数次。有的出台后受到欢呼,如免除农业税、村干部直选。有的政策一推出,就受到怀疑,如大学生村官制度、新农村建设、生猪补贴等等。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真正造福于农民的措施并不多。从我在农村的哥哥姐姐的反馈来说,最受农民好评的是免除了农业税及新农合。尤其是新农合受到了广泛赞扬。而这样的措施,其实恰恰和真正的乡村治理没有关系,它是一项普惠制的社会保障政策,实际上和农村的各种势力都没有关系。

  而在乡村的治理体制方面,真正能够见到成效的似乎不多。比如农村选举,乱象丛生,贿选之声不绝于耳。我在乡镇工作的同学说,失望的农民会在选票上写上猫、狗的名字。而我们村里,一个候选人落选后大病一场,成为笑谈。

  有时我们自己都会奇怪,政策的制定者并非弱智,为何会经常出台这些奇怪的政策,比如大学生村官。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而可以利用的资源却很少。你都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怎样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有扎根农村的决心吗?如果不是,凭什么认为他们会比原来的村干部做得更好?

  在如生猪补贴等,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就进行补贴,这些好处到底归了谁?如果我是乡村干部,我也可以和养猪大户一起,虚报数量,骗取补贴,至于上级部门,能查处这么多?

  这些政策,就是李昌平说的“施小惠有余”。问题在于,这些问题,决策层那些精英都看不到吗?我以为未必。在我看来,这些施小惠的政策更像是在应付舆论,表明决策层“是关心农民的,为农民着想的”,赢得舆论上的主动。或许,只是在为等待城市化“消化”三农问题争取时间?或者,更简单的,只是相关的部门为了把年度预算花出去?

   在我看来,这是博弈的结果,因为目前农业政策的博弈,其实不是有序的博弈,而是简单的舆论场上的博弈。而很多的政策,恐怕只是为了对付舆论罢了。

  话语的博弈

  诚如李昌平在书中所言,农业政策多年来未能与时俱进,农村政策舍本逐末。然而,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未能与时俱进?为什么会舍本逐末?如书中所言,是因为决策者未能认识到农业已经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有些地方到了第三阶段。而决策层对此缺乏清晰的认识。

  然而,如何定义与时俱进,在那些专家学者的眼里,恐怕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为何“公司+农户”的模式会大行其道?无他,在那些专家学者眼里,这才是与时俱进。这真正的原因是农村问题的理论缺失,以及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这点李昌平在书中也讲得很清楚,在全球化地时代,这些精英和大众的利益、和大众的认识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我对乡镇干部的认识中,明白人也比比皆是。但是在舆论场,他们的声音在哪里?诚如李昌平,如果不是那惊天三句,他会为世人所知吗?即使到了今天,真正知道他的意思的又能有多少?

  所以,归根结底,这不是政府决策未能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是各种模式的话语权博弈的问题。在这场博弈中,精英的话语权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我们可以设想,在这场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最后博弈的结果。那博弈的各方是谁呢?

  一是中央各部门。如农业部、水利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等与农业相关的部门。这些人各有各的利益,但如果说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是“别出事”,而且是短期内的“别出事”。而别出事靠的是什么?就是“施小惠”,这可能就是李昌平书中所说“施小惠”的政策由来。指望他们都从农民的利益考虑,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不同,他们恐怕早就切断了和农民的联系。

  二是各路的专家学者。在这些人中,对农业政策影响巨大的是“三农”专家及经济学家。而这些人,尤其是经济学家和那些自由派的学者,他们有多少真正了解农村、了解农业?

  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书中所说,这些精英,他们的利益和普通大众,和农民的利益是不同的。在全球化时代,高层次人才是流动的,但底层劳力并不能轻易流动。指望他们真正为农民代言,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经济学中,最糟糕的就是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家”,在这些人眼中,为了宏观,为了长远,什么都是可以被牺牲的。至于底层的困苦、社会的混乱、道德的崩溃,那都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更为恶劣的是,为了一些虚幻的价值、理念,他们可以歪曲事实。比如全国瞩目的乌坎事件,在那些微博大V的眼里,这似乎是中国农民第一次获得选票,是民主的胜利,是民权的胜利,而广大的网民竟然多以为是真的。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要知道,村级自治选举在中国实现已经十几年了。乌坎事件,最多就是一次纠偏,何来开创?舆论的发展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真正理性的声音完全被淹没。指望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三农政策指明方向,是极为荒唐的。我敢肯定,如果开放更高层级的选举,将成为野心家的饕餮盛宴。不对舆论的阵地进行争夺,三农政策难有真正的理性。

  三是企业。特别是所谓的龙头企业,他们是逐利的,他们的和农民的利益肯定是不一致的。在利益角逐中,他们是强势的。当然,他们在大众舆论的眼中是负面的。

  四是关心三农问题的大众。应该说,大部分民众是同情农民的。然而,大众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精英及舆论的影响。以至于时至今日,恐怕很多民众也会认为专家说的那种才是“与时俱进”。

  五是农民。农民是弱势的,以至于他们往往只能指望别人为他们发声。至于他们自己的发声,更多地就是上访和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了。

  六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强大的,在决定农民的利益方面,甚至比中央政府更强大。但地方政府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要“维稳”,同时,很多地方官员又有自己的私利。而这种私利,几乎无法从农村得来。而这些,从房地产、城市化、工业化中却可以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城、外置金融等等大行其道的原因。

  七是基层干部。基层干部工作在一线,他们更能体会农民的疾苦。他们也有私利,但不敢过于暴露。但他们和农民的利益也是不一致的。

  分析这些这些博弈力量就可以看出,损害农民的势力是大多数,而维护农民的力量则十分弱小。农民利益的维护,只能通过制造“群体性”事件,来博得舆论的支持。可怜的是,争取这样的支持,总显得悲壮而无奈。

  所以要维护农民的利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方向是:纠正学界的谬误,争取舆论和基层干部,制约地方政府和资本力量,才能真正有效,而不是向总理发声。因为总理是博弈的结果,如果博弈的各方力量不产生有利于农民的消长,总理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破除的一个思想,就是农民,是可牺牲的对象,这点从建国以来就是如此。从建国初期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到如今为城市化让出土地。为什么可牺牲?因为他们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而要改变这一切,就得在实践中告诉人们,他们不只是落后生产力。更是中国经济的“潜力股”,而这,正是关注“三农”的人真正的着力点。

  合理的担忧

  要解决农民的话语权问题,其实核心就一个,即“赋权”,然而,如果真如李昌平先生说的,在农村实现乡镇自治,作为中央政府,必然有以下担忧。而我认为,这些担忧是合理的。

  一是计划生育 。农村计划生育的推行,主要靠乡镇干部,如果乡镇干部直选了,为了选票,他们敢理直气壮做计划生育吗?虽然我赞同开放二胎,但即使开放二胎后,也一样是有计划生育问题的。

  二是民族地区的问题。如果选出来的是民族分裂分子怎么办?这恐怕的地方选举难以想更高层级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多年来,对于乡镇政府的定位,有两种意见,一是作为一级政权,即目前这种状况,自治后其实也是如此。二是将乡镇作为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我支持后面的这种观点。如果是第二种,乡镇一级就未必适合进行直选。

  对于这些合理的担忧,我以为真正研究政策的“三农”学者都应该做出回答,并在实践中验证。提出来与昌平兄探讨。

  现实的路径选择

  我以为改善中国的乡村治理,更重要的是选择现实的路径,而非理想的路径。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我的几点意见和昌平兄探讨:

  我不太赞同乡镇进行自治选举。我更加赞同的是县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为何,一来,我认为目前的政治结构在执行方面是强有力的,这是优点,不能轻易抛弃。关键的一点是缺乏制约。二者和乡镇干部相比,人大代表制约的是县级政权。而在以后的乡镇行政体系改革中,人大的角色也更超脱一些。而实现这些,目前的法律框架应该都具备了。

  其实从目前来说,县级人大代表是直选的,但却很容易被操纵,也不引人注目。无他,因为人大代表不是专职的。如果把人大代表改为专职,有正常的工资及津贴,相信这一职位会引起当地精英的兴趣。同时,在一个乡镇,乡里乡亲的,谁是合适的人选,大家一般心里都有数。

  在这里有两个技术问题我想建议。一是人大代表的任期最好和县级政府错开。县级政府的任期是五年,人大代表的任期最好是四年。每两年改选一半。这样的好处是避免和政府“共进退”,避免被操纵。同时,由于人大代表不是一级政权,不容易引起政府的猜忌。这也就是比目前的制度前进一步而已。

  二是乡贤的作用。如果说村里有声望的人称为“乡绅”的话,那么很多在外有成绩的乡亲不妨成为“乡贤”,也就是一般口中说的“外出干部”。实际上在很多村里,都有类似的外出干部通讯录。

  乡贤的好处是关心乡村建设,同时又比较不会不切实际。因为他们的很多想法往往会被家里的亲戚、熟人所纠正。再有就是会比较有恒心,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那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是什么呢?我觉得最现实的想法是允许他们按出生地竞选人大代表。因为毕竟很多乡贤也是在本县、本市工作,放弃本职参选代价并不很大。另外,可以由他们参与合作社,允许乡贤在户口搬离后可以继承农村的宅基地。

  当然,我这些想法不是成熟的,同样只是提出来探讨。

  回归实践

  李昌平在书中关于农民组织化的观点,是我极为赞同的,我认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道。但这里有几个致命的逻辑问题,我觉得是李昌平这些三农学者需要真正解答的。

  在书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已经分解的乡村重新组织化成功的实例。在成功的例子中,几乎都是历史遗留的,比如华西村、大寨村、南街村等,典型的特点是有一个强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们已经打下了基础。还有重要的是,他们在维持组织化的时候,舆论远没有今天复杂,很多的乡村其实是埋头建设,最后有大成就是才广泛为人所知的,如永联村等。

  然而,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对于那些已经分开了的,如何再组织起来?在书中,除了古树于村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而古树于村,规模太小,时间也太短,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如果有一千个大的成功的村庄,我想争取舆论,争取政策支持的情况会大不相同。还有,我们也看到,在关于“农转非减半”这样的政策问题时,贺雪峰和李昌平的意见明显相左。谁是谁非,是需要在现实中检验的。

  只有实践才最有说服力,我想,以其眼光向上,指望总理修正他的错误,不如眼光向下,在乡村塑造更多成功的实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或许就是李昌平现在建设的乡村研究院的本意吧。如果能联合更多关心乡村建设,而且有经营头脑的人参与建设,必有大成。只有到那时,昌平兄在书中提到的建议才能真正得到大众及“总理”的支持!

  以上意见,与昌平兄探讨,并希望在昌平兄的下一本书中看到答案。

        (作者佚名,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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