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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关于扶贫,我是这么看的
时间:2018-1-3 11:53:00 来源: 作者:李昌平 浏览: 1781

    一、扶贫不能糊弄习主席

    习主席非常重视农村扶贫,所以农村扶贫工作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好事。

    但是,现在的扶贫工作有些苗头很是不好。

    譬如:

    习主席去了某个省的某个县的某个村,强调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这个省就开始举全省之力,对这个村及其周围的村开始一对一的“精准式”扶贫。

    这是对习主席的态度,是政治!

    省里这样做,说明是把习主席说的话当一回事儿的。

    当然,省里的领导把习主席说的话当回事儿是应该的。

    问题是,你花几千万去一个村搞“精准”扶贫,把农民的房子搞的漂漂亮亮了,农民的收入还是没有增长,这难道是习主席要的扶贫吗?

    前些年,温家宝总理去了某省的一个村,对该村的贫困表达了关切,当地政府也是举全省之力,花了两个亿对该村实施“开发式”扶贫。结果,花钱的过程中,这个村的农民人人有就业,几乎家家户户开餐馆。政府两个亿花完了,扶贫队伍撤走了,农民更加贫困了。因为建新房子农户也花了不少钱,新村庄、新厂房和新房子并不给农民带来新收入,且还需要很高的维护费用。

    当下,很多地方的扶贫依然用对付温总理的办法对付习主席,一点进步都没有。只是换了一个名词:把“开发式扶贫”换成了“精准式扶贫”。

    再如:

    习主席去了乌蒙山区,乌蒙山区成了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数十万计的干部带着钱住进了村庄,住进了农家,甚至和农户一对一“承包责任制”了。这种一对一的“扶贫”实在是太“精准”了。可是,这怎么看都不像扶贫,像指令性救济,像摊派,像一场举着扶贫旗帜的乡村生活和休闲体验。

    真正的扶贫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帮助贫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乌蒙山区的扶贫也只是表达了对习主席的一种态度,并不是真正的扶贫。

    再如:

    习主席重视扶贫了,所以各级政府的扶贫预算更多了。这个是好事。但是,扶贫的资金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发展生产上,但在当下生产严重过剩的时代,沿海很多发达地区的生产企业都度日如年、倒闭成潮的情况下,西部山区的农民“发展生产”如何能够赚到钱呢?很多人依然把扶贫和发展生产划等号——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上,在生产过剩的时代追求数量增长效益,其结果一般会是越扶越贫了!

    在我看来,把发展生产和扶贫划等号,不是扶贫,是浪费财政资金和贫困者的人力。

    还有很多不好的苗头,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一句话:如果是应付习主席,扶贫就是这样搞的。如果不是为了应付习主席,扶贫就得在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上下功夫。

    二、扶贫是主体性建设的过程

    各级政府都有扶贫办。

    绝大多数扶贫办就是跑要扶贫资源和分配扶贫资源的办,再就是检查验收办。钱跑来了,分配下去了,花下去了,没有违纪违规,就算完成扶贫任务了。

    对扶贫办而言,扶贫效果怎么样,一点也不重要!

    甚至,扶贫效果不好,扶贫办才显得重要!

    我们体制内的扶贫系统,有一个观念要树立:扶贫是贫困者和贫困地区主体性建设的过程,不懂这个就不要做扶贫。

    什么是主体性?

    譬如:城市的人是一个主体,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可以用房屋抵押贷款投资。

    农村的人也是一个主体,但不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也不可以用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投资。

    都是人,但是不一样的人,因为城市和农村的人的主体性是不一样。

    城市人的国民权利和农村人的国民权利是不一样的,这就觉得了他们的主体性是不一样的。

    又如:80年代以前的贫困地区的村民组织,既能动员村民干水利工程和造田等大事,又能合力照顾村内的五保户等弱势群体。现在的村民组织,上级来了钱,也干不好水利工程了。至于照顾留守老人和儿童的事情,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都是村民组织,80年代的村民组织比现在的村民组织的主体性强很多!

    再如:日韩和我国台湾的农协农会组织,服务农民从产前到产后无微不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做的实实在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农民合作组织,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有名无实,服务农民有心无力。同样都是农民组织,主体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的农民,增产会增收,减产也不减收。

    我国大陆的农民,增长会减收,减产也会减收。

    都是农民,但是不一样的农民,因为主体性不一样。

    日韩和我国台湾农民因为有强大的农协或农会组织做后盾,我国大陆农民高度小而分散,没有组织做后盾,所以他们是市场权利是不一样的。这是他们主体性不一样的关键。

    各级政府扶贫办的任务,不仅仅是分配扶贫资源,也不仅仅是跟踪钱是不是花掉了,最根本的任务是帮助穷人和服务穷人的组织提升主体性。

    从70年代到80年代,为什么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人数海量增长?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普遍增强了农民组织和农民的主体性。

    为什么进入90年代后,扶贫资源投入越来越庞大,而扶贫效果越来越不明显呢?因为既没有增强穷人主体性的任何举措,又没有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组织主体性的任何举措。

    扶贫是很难的工作,既要扶持贫困者经济自主,又要扶持贫困者精神自主。是很专业的事情,是一门大学问,不是跑钱、分钱、花钱这个简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工作!

    三、扶贫是大学问

    扶贫是一门大学问,各级政府的扶贫办不应只对花钱感兴趣,特别要对扶贫学问感兴趣。

    十几年前,我在云南贵州做扶贫的时候,写过一些扶贫日记。在我的扶贫日记里,讲过一个四川的“穷”小伙子在云南做建筑工最后留在当地做了云南拉祜族农民的上门女婿,从而改变一个村庄的故事。在这个拉祜族村庄不远的另一个拉祜族村庄,是上海政府对口支援的一个贫困村,花了上千万的钱,所起到的作用和带来的改变远远不如这个“穷”上门女婿。

    在农产品短缺的贫困农村,扶贫首要的是追求农产品产量增长,因为增产就可以增收。增产的关键是要有人住在贫困农村手把手的教贫困者技术,并要在示范中教。这个四川籍的上门女婿会中种交稻、会养猪,同等条件下能够提高产量一倍。

    帮助村民增产增收,有技术的上门“穷”女婿比高大尚的钱多任性的官员们管用。

    更重要的是,这个四川籍的上门女婿,他的到来给村民们精神上的鼓励是巨大的。对当地人而言,上门“穷”女婿可以做到粮食亩产超千斤、四个月出栏肥猪、可以自己改厕改灶改房子……我们当然可以做到!精神的力量其实是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是主体性建设的一部分!高大尚的官员扶贫,花钱越多,可能对贫困者的自主性精神建设越不利。

    现在不同20年前了,不是短缺,而是生产严重过剩了,增产和增收不同步了,如果扶贫依然追求农产品产量增长收益,扶贫投入的钱越多,有可能导致穷人更严重的贫困。

    譬如:给贫困的人免费提供猪仔,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是很多政府官员爱干的扶贫。这样做的结果,一般会导致接受猪仔的穷人更加贫困。这是因为,劳动力的比较效益是上升的,打工收入是稳定增长的,不养猪出去打工一年赚几万是大概率事件。而养猪已经进入“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养猪行业是以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打垮竞争对手为主要目标,猪价大幅波动是常态,小农养猪亏本是大概率事件。

    在今天,凡事以发展生产为主要脱贫致富手段的扶贫,都可能导致穷人更严重的贫困。而我们政府的扶贫最近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几乎一直在重复这样的错误。

    今天的这个时代,贫困地区的人们,不仅缺钱,更严重的贫困是精神的贫困,精神脊梁已经被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给打断了。四川籍的上门女婿不是去做扶贫的,他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了,村民和他一同也收获了精神和自信。而我们政府的扶贫,去扶贫的官员即使对村民的物质生活有所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精神层面的改变可能是相反的!

    扶贫是一门大学问。

    没有做扶贫的大学问,想做扶贫的人和组织,不如给有信誉的专业扶贫机构捐款就行了。

    严格意义上讲,政府各级扶贫部门,应该是由扶贫专家构成,而不是随随便便抽调几个人去农村花钱,这很大的可能是好心干坏事。还不如采购专业扶贫机构的服务。

    各级政府如果真的重视扶贫工作,就应该高度重视专业扶贫机构和队伍的建设,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把扶贫资源配置给专业的扶贫机构就好了。鼓励众多的专业扶贫机构竞争起来做扶贫就好了。

    扶贫还是有情怀的事业。

    没有情怀,不要做去扶贫。政府的官员极不情愿(命令去的、安排去的,不是心甘情愿的)的去做扶贫,在一种压迫的状态下去做扶贫,最好不要做。不如,把扶贫资源给有情怀的人和机构,让有情怀的人做有情怀的事业。

    其实,这个社会有情怀的人还是很多的。但体制内少!

    譬如我,过去在体制内,特别没有情怀,自己不知道。出了体制才知道!天天被上级逼迫造价的干部,如何有情怀呢?!有,也是假的!

    一个官员,出了体制,就不根任何人攀比了,体制性就淡化了,人性就回归了。只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而非体制的力量)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同,实现自我,情怀就被激发出来了。

    我的建议,扶贫最好交给社会去做。政府采购专业扶贫机构的服务就行了。公民给专业的扶贫机构捐款,抵税就好了!

    四、政府“精准式”扶贫首先是制度和政策的精准

    什么是“精准式”扶贫?

    各级政府搞的“一对一帮扶”,“一对一承包”,这不是“精准式”扶贫,定义为是“精准式”救济比较中肯。

    个人觉得各级政府的扶贫部门把“精准式”扶贫搞偏了。

    政府搞“精准式”扶贫,首先应该是扶贫的制度和政策要精准,或者说首先必须是制度和政策的精准扶贫。

    什么叫制度或政策精准扶贫呢?

    就是要通过找准贫困的原因,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进行精准设计,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进达到精准增收的效果。

    贫困和返贫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扶贫并不复杂。扶贫就是想方设法增加贫困者四种收入:一是政策性收入,二是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四是劳务性收入。

    政府“精准式”扶贫,主要是针对如何增加贫困者这四种收入而调整制度和政策,而不是搞精准式救济。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增加贫困者的政策性收入。除政府救济性举措增加贫困者收入外,增加贫困者政策性收入的最好的政策是政府针对贫困者的小额贷款及贴息,这个具有普适性和持续性。由谁来提供小额贷款及贴息呢?过去指望银行,实践证明是银行是靠不住的,银行更不可能为增强贫困者主体性而服务,且会损害贫困者及合作组织、社区组织的金融主体性。最有利于提升农民和农民组织主体性的、最可靠且持续有效的办法是由村域内村民资金互助社来做小额信贷及贴息,所以,政府出台政策和制度扶持村域内村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壮大、并由其对贫困者提供小额信贷及贴息才是增加贫困者政策性收入的“精准式”扶贫。

    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在农业进入生产过剩阶段后,要增加贫困者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必须是把分散的小农变成有组织的现代小农,增加小农的市场权利,这样小农才能平等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增产和减产都要增收。所以,政府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的“精准式”扶贫的最好办法是扶持贫困者再组织起来,就是要增加再组织小农、且不断提升小农组织适应市场的能力的制度和政策供给。而村社内置金融是最有效的再组织农民的方式,内置金融村社是提升小农适应市场能力的最好组织形式。简而言之:扶持内置金融村社建设就是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益的最精准的政策扶贫。

    增加贫困者财产性收入。要增加贫困地区贫困者的财产性收入,关键是要找到让农民的土地、山林、房屋能够金融化、证券化、且“自由”交易办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的前提下,要实现农民土地、山林、房屋等金融化、证券化、且可交易的最精准的制度供给就是扶持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任何银行都不可能为贫困地区贫困者的土地等财产提供抵押贷款等服务)。如果贫困地区的农民能够用自家的山林、土地等以“长期存款”或“优先股权”的方式“存入”村社内置金融合作社,并且这些“存款”和“股权”是有固定收益或可抵押贷款或可变现,这会大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大大提升其主体性。所以,要增加贫困者的财产性收入,依然是、关键是要扶持创建内置金融村社。

    增加贫困者的劳务性收入。如何增加贫困者的劳务性收入呢?首先要让贫困者放心的离开土地,即土地等财产性收入是稳定增加的,且产权是安全的。其次是贫困者离开土地后的劳务收入是稳步增长,即不断增加农民工的市民权利和工人权利。因此,增加贫困者劳务性收入的制度和政策供给是两项:一是扶持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财产性收入稳定、安全增加;二是不断提升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劳务性收入稳定增加。

    综上所述,政府“精准式”扶贫——政策和制度精准扶贫,最关键的是增强农民社区型合作组织供给的有效性和社区型合作金融供给的有效性。政府“精准式”扶贫最后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扶持创建村社内置金融,可让农民同时增加上述四项收入。

    中国梦时代的精准式扶贫,要在村社内置金融和内置金融村社上下功夫——把扶贫事业交给农民自己的组织!

    政府可能更多要做的是:在给进城的农民工平等市民待遇上下大功夫,出台实打实的政策和制度。

    精准式扶贫,其实就是出台政策增强农民组织的主体性——二次飞跃——共同富裕,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贫困问题。

    精准式扶贫,就是要废除造成两极分化的政策和制度,少搞花架子和假把式!

    精准式扶贫,请不要给习主席挖坑!

    五、改革是扶贫的最大动力

    最近20多年的扶贫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成效甚微。

    不是政府不重视扶贫工作,更不是政府扶贫资源少了。

    根本的原因是与三农相关的改革停止了,甚至改革真的搞偏了。

    一方面,在农业发展进入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阶段之后,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产量增长收益已经完全不能了——小岗村模式进入90年代就该寿终正寝了。进入就是年代后,小农要想在农业领域增收,就必须追求农产品价格增长收益和市场份额增长收益,这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并在农民组织内部增加合作金融供给。而90年代以来,农民组织化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农民组织内部的自主性合作金融一直是限制发展的。其他新型金融形式对农民是弊大于利的,却一直在飞速的胡乱发展。90年代以来的小农原子化和农民组织空心化,两极分化趋势势不可挡,导致扶贫速度赶不上返贫速度。

    另一方面,农民在非农领域的收入增加,主要靠增加财产性收入和劳务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必须增加与农民财产权相匹配的金融供给——村社内置金融,但非常遗憾,金融改革一直是限制村社内置金融发展的;增加农民的劳务性收入,必须让农民放心离开农村,并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农民放心离开农村需要农民放心的土地信托业的高度发达(如果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农地信托业就必须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基础),而村社内置金融的缺失,土地在村社内部金融化、证券化难以实现。加上农民在城市稳定居住下来的制度安排几十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户籍制度改革假惺惺搞了20年,越改越倒退。农民劳务收入相当部分花在了交通费上、房租费上。所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劳务性收入受到了严重的约束。

    综上所述,农民的贫困与返贫,或扶贫的收效甚微,其实是扩大农民权利的改革停止后的结果!或者说,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改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速度比80年代还快,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等都压根没能成为改革的目标。

    现在到了用脱贫致富、共同富裕来检验改革正当性和成与败的时候了!

    现在必须以改革促进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90年代初期就交代过:农村改革要“二次飞跃”——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现在,要理直气壮的讲共同富裕,理直气壮的践行“二次飞跃”。穷则思变,扶贫,就是要探索“二次飞跃”的实现形式——路径、方法。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如果不再追求共同富裕了,不再践行“二次飞跃”了,改革就是耍流氓!

    扶贫,不纳入改革的话语体系和目标体系,不探索“二次飞跃”的路径、方法以消除贫困的根源,就不是习主席所说的“授人以渔”式的扶贫,就是在为温水煮青蛙做战略掩护!

    六、扶贫事关中国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农村扶贫工作,前所未有。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虽然物质极大丰富,财富爆炸式增长,但两极分化呈现加速态势,返贫的速度甚至超过脱贫的速度,更多普通人生产经营和生活越来越难了。

    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走上了邪路。所以,中国梦时代的扶贫,应该是和过去30年不一样的扶贫:

    中国梦时代的扶贫,不是简单的对穷人施舍;本质的任务是防止两极分化,是要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梦时代的共同富裕,不等同于过去讲的先富带后富,或者说,先富带后富,实现不了共同富裕,靠先富带后富,做不了中国梦。

    中国梦时代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必须坚持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巩固集体经济和壮大新合作经济;必须创建村社内置(互助、合作)金融,让农民共享农村资源资产金融化、集约化、市场化的增值收益!

    中国梦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等同于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只重视发展生产力,不一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偏了更不一定能走回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梦时代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让农民再组织起来,必须帮助农民再组织起来,必须由农民和农民村社共同体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必须让农民和农民工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家做主人;必须让农民和农民工享有平等国民待遇。

    在生产过剩、物资极大丰富的背景下的贫困,权利的贫困才是贫困的根源。

    中国梦时代的扶贫,不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不是特权者对贫困者的让利,不是让金融资本、工商资本下乡假扶贫之名、行抢占资源并资本化之实;中国梦时代的扶贫,关键是限制一些人、一些企业在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的特权,还农民和农民组织平等的权利和应有的“特权”。

    中国梦时代的扶贫,必须要做到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读得起书、住得起房、养得起老;要让普通人生得起,死得起,安得了身心,让老百姓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用过事事都求人、狗一样摇尾乞怜的日子。

    中国梦时代的扶贫工作,不是原有意义上的扶贫工作。事关中国梦的方向和道路的选择。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农村贫困和全局性的不景气的情况下,是农村率先向贫困开战,农村先活起来了,农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上来了,带动全局也活起来了。

    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70年代十分相似,也是农村贫困和全局性的不景气同时存在,如果这个时候农村能够实现全面小康,或许全局也能够活起来!

    中国梦,从组织农民向贫困开战、从农村脱贫致富开始做吧!

    七、大寨村和小岗村的故事

    1982年,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完成以后,在杂交稻和化肥开始大规模使用之时,在公社和大队体制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小岗村人发明的“大包干责任制”对发挥家庭(农业生产单元)在农业生产中的优势、弥补公社制度在农业生产环节的劣势、对短期内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确确实实有非常大的作用。

    小岗村“大包干”的意义是在公社制度框架下引入了“责任制”,“责任制”是小岗村人对中国农业发展最伟大的贡献。但是,后来在推广小岗村“大包干”经验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把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变成了“分田单干”进行推广,这确确实实开了一个历史性的、颠覆性的大玩笑!

    小岗村的经验是“大包干”,是“责任制”,后来也变成了“分田单干”,完全背离了最初的“小岗经验”,也使小岗村在30年多年改革中变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这点可能连小岗村人自己也一直糊里糊涂的、搞不清一个究竟。

    小岗村人,你们当初的17个“勇士”冒死签字画押搞的“大包干责任制”,难道是后来的“分田单干”吗?

    小岗村的17“勇士”,不知不觉中被改革“强奸”了!

    然而,全国只有少数村庄(大约7000个),如:大寨村,坚持了小岗村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模式。这些村庄因为维持了村社共同体体制——双层经营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分田单干”表现出了巨大的体制优势,迅速的富裕起来了,成为了亿元村、十亿元村、百亿元村、甚至千亿元村。

    大寨等数千个明星村庄,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直遭受非议,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坚持小岗村“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样本。贫困也因此向大寨村们永远低下了头!

    小岗村,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直是一面改革的旗帜,可是,小岗村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成了“分田单干”的旗帜。尽管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20周年、30周年亲赴小岗村扶旗扶贫,但小岗村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这绝对不是小岗村的错!

    大寨村,坚持了最初的“小岗经验”——责任制,从此让贫困永远低头!

    小岗村,偏离了最初的“小岗经验”,走上了“分田单干”的歧途,从此沦为长期离不开省财政厅怀抱、离不开沈浩书记的阿斗!

    大寨村,让贫困永远低头!

    小岗村,长期离不开省财政厅怀抱、离不开沈浩书记的阿斗!

    大寨村,让贫困永远低头!

    小岗村,长期离不开省财政厅怀抱、离不开沈浩书记的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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