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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经济学与变革政治学
时间:2017-9-22 17:21:00 来源: 作者:南水 浏览: 670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女神读书会(ID:nvshen62000)


    一、我们都是晋惠帝


    中国古代有个晋惠帝。有一年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活活饿死。晋惠帝听完奏报,便问:“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天下无人不说晋惠帝荒唐。然而读完《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也许会觉得我们个个是晋惠帝。

    穷人很难,理解和消除贫穷似乎更难。该书第二作者、法国人埃斯特·迪弗洛6岁时,就知道有一个叫加尔各答的城市,非常拥挤和贫穷。他24岁作为一名研究生来到这个城市,在乘出租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只见一棵棵树木、一块块空草坪和独单的人行道。他竟一时找不到穷人。穷人在哪里?查韦斯做总统前的委内瑞拉,城市贫民窟在地图上显示为一大片绿地。

    第一作者是印度人阿尔吉特·班纳吉,6岁就知道加尔各答的穷人在哪里。他们就住在他家背后那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但他只是对那些不用读书、擅长玩各种游戏的穷人孩子很不服气。正如很多旅游者从西部某些极不发达地区旅游回来,撰文艳羡那里人们的田园牧歌生活。

    为了真正认知穷人,为消除全球贫穷寻找合适策略,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到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该书聚焦的是全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根据汇率标准当于36美分。通过物价折算,则相当于在美国一个人每天最多只有99美分生活。这些人基本上是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据说全球有10亿这样的人。

    中国人曾经最能理解穷人和贫穷。但和平积习已久,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难以理解穷人和贫穷。根据该书对穷人的定义,凡是能出来诉苦叫穷的,都不可能是穷人,因为真正的穷人连诉苦叫穷的时间、精力和平台都没有。在市场化过程中,穷人越来越被中国人视为懒人。最近欧元区经济不景气,实施紧缩政策,市民上街抗议。很多中国人就大力指责欧洲工人懒惰,而无力揭示和理解这种状况形成的真正原因和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称2008年疟疾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来自非洲儿童。研究表明,在疟疾严重地区,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将疟疾感染减少一半。只要拿出10美元,一家就可得到一顶这样蚊帐。于是出现争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者为这些家庭免费提供这些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或者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比较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知道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因为贫穷,才会被非政府组织选中。然而该书引用的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

    这样的故事在该书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我们对穷人及其行为多么地不了解。因此,如何叙述和理解这些穷人的生活及其选择,如何观察和反思各类市场及机构为穷人所做的,如何在这些基础上重建消除全球贫困策略,是该书的基本任务。


    二、理解“全球共同温饱”


    消除全球贫困行动,也就是实现“全球共同温饱”。“全球共同温饱”,是与“共同富裕”不太一样的社会目标,但前者更像是当代人类的底线目标。然而这底线目标的实现,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本书对此做了充分揭示。

    在经济学家那里,流行观点是“贫穷陷阱”:贫穷地区一方面需要大量原始投资,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因贫穷而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未开发地区或发展中地区的基础建设。在没有投资价值的地区消除贫穷,既然不能走投资道路,余下的便是外来援助。这是全球消除贫困的主要策略之一。

    随着外部援助这一策略的有限性被大量揭露,有些侃侃而谈的学者认为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贫穷地区的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无需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对于这些制度主义者来说,贫穷陷阱是不存在的。在我看来,针对这种主张,制度成本主义者也可以提出“贫穷地区的制度陷阱”,即贫穷地区需要优良制度来消除贫穷,而这些地区因为贫穷而无法支付优良制度的成本。优良制度需要相应的巨大成本,也正成为流行学说。

    该书显然无意否定制度的必要性,但也认为制度主义观点并不能动摇外来援助在消除贫困策略中的主流地位。该书不讨论援助到底好还是不好,而是讨论援助在一些特定事例中是否带来好处,认为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努力关注“穷人生活的特定具体问题”,认为“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深入了解困扰穷人的具体问题,尽力找出实行干预的有效方式。”

    以这种方法论研究穷人和贫穷陷阱,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观点:穷困地区不是所有方面都会陷入贫穷陷阱;我们需要识别的是,这些地区在哪些状况下已经陷入贫穷陷阱,在哪些状况下贫穷陷阱并不存在。这样一来,人们只有进入具体情状,才有可能真正因地制宜地发现具体的反贫困策略。

    这种思路其实是由问题性质所决定的。消除全球穷困,实现“全球共同温饱”,是一个特定期限对特定对象实现特定效果的特定目标性问题。针对特定目标性问题,就必须把握其特定状况。凡是同类的公共对策或社会对策问题,这种把握特定状况的方法论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制度主义者之所以如此不加区分地强调制度对于贫穷的意义,原因之一也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度与非贫困状态在当下具有显而易见的共时性,以至于容易在这两者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忽视西方现在的非贫困状态,并非其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有意结果,而是在更大环境里互动演化的结果。这种长期互动演化,需要付出几代人的贫穷代价,而不能在社会财富可以消除贫困之时就实现共同温饱。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温饱,是将近百年的广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恰恰是反自由放任主义的成果。

    贫穷的极度不人性,决定消除贫困行动是期限性的,是不能延迟的。社会财富只要有一定积累,人类就应努力在一代人之内解决共同温饱问题。这才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消除贫困、实现共同温饱的行动,大抵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的粗陋远比贫穷的不人性优美得多。


    三、“选择”层次,或者“选择”等级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谁,如果想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到这本书中来辩论和验证,无疑是上门蒙羞。这本书几乎可以为任何理论提供丰富的反例。作者在“前言”中也明确指出该书“使我们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这里所谓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显然不能被理解为经济学界现成的理论。作者特别强调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所见所闻总是严重挑战专业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对于穷人生活的看法。

    该书认为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即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我们的优势其实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比如住在有干净自来水的房子里;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孩子没有接种疫苗,但周边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因此依然可以减少疾病;无需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能力,而穷人则可能时刻需要运用自己全部能力、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这些问题,即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以至于他们没有基本的选择空间。

    换言之,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穷人”,周围充满无形的助推力量。这些人可以舒服地躺在沙发椅上痛斥家长式作风的危害,教育别人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而其实他们自己就是这一家长式作风的永久受益者,在很多领域被无形助推呵护。真正的穷人似乎更倾向于家长式呵护,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无形助推力的呵护。

    如果将无形助推的环境命名为“无形家长式环境”,那么在缺乏基本的无形助推环境中的穷人,则需要“有形家长式环境”。这便是两者区分的实质。如果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分,就很难理解这两种人所需要的政治及实质。“选择的可能”是大多数制度主义的前提,特别是自由放任主义制度的前提。问题在于它们几乎都假设不同选择之间的平等性、可交易性。这些选择必须在同样的制度中进行自由竞争。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的米塞斯,其主要代表作《人的行为》一书就从无“不平等”的“选择”论述开始的。一旦抽去其选择平等性的假设,整座理论大夏就倾然倒塌,废墟中偶有几块理论碎片还在闪闪发光。《贫穷的本质》一书就在无意中就告诉人们:穷人的选择与非穷人的选择,根本不具备平等性,甚至是无法比拟的。

    该书用九章大篇幅,从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九个方面探讨穷人的生存、选择和突围,以及援助、制度对穷人的意义。穷人进行选择的困顿以及消除贫困的理论、政策的种种困顿,在这些章节中被充分揭示出来。该书至少给我们充分区分选择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穷人的选择,或者说穷人的非选择;一种是非穷人的选择。从该书可知,选择是需要空间的,这空间至少要大于自身的温饱条件,否则由于可供选择项的稀少而使得残存的选择毫无意义,或者说不同选择之间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许我们也应提出人的选择层次理论,或者说人的选择等级理论。该书既然足以让我们区分两种选择状态,甚至足以让我们把这两者选择状态区分为不同的选择层次,那么我们就可以遵循同理,区分出更多不同的选择层次。

    中国地产大佬王石,在2013年5月31日6时22秒的新浪微博上,贴出华山上的情锁照片,感概这是“当今游人留下的却是浮华的浮躁,视觉垃圾”。此事就可让我们区分某些不同层次的选择。一对男女通过艰苦攀登,来到华山此处,用汗湿的双手共同把情锁锁在这里,祈求情比金坚、家人平安。也许这情锁并不必然护佑他们,但这毕竟是付出艰辛之后的共同见证、共同洗礼,这种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自然会成为他们呵护情感的意志来源。鲁迅当年区分“迷信”和“伪士”,高喊:“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那些男女获得异性大多艰难,也无力信仰精致宗教,只能通过某些“迷信”去强化自身的存在感。而王石们获得异性如探囊取物;异性投怀送抱,也应接不暇;即使面对头上三尺神明,心有不安,也有上人、大师等宗教大佬面授机宜。

    因此王石的微博叹,表面上是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其实是不同等级的选择之间的冲突。选择层次一旦和社会结构或历史阶段捆绑,必然转化为选择等级。这些不同等级的选择相互之间,都会表现出不可思议或不可理喻的鸡同鸭讲矛盾。


    四、寂静的变革


    《贫穷的本质》在最后一章,探讨的是穷人的政治参与方面,但也是综合处理前八个问题的角度。该书将对穷人本质的理解,很好地贯彻到对政治和制度的理解,明确指出:

    “归根结底,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作一个转变,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看待制度。”

    从逻辑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合逻辑的判断。穷人一般不参与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弈,也常常被制度博弈者忽略或利用。这时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看制度,就非常必要,否则对制度有效性的判断永远缺失穷人这一块。但是难点也在于如何从底层人民角度看待政治和制度。这其实也是该书基本问题的另一种表述。可以说穷人是一切制度的试金石,是制度是否人性的最终尺度。

    在很多人看来,贫穷村里实施民主自由制度,一定能激发穷人的积极参与。而该书的调查结果却与此相反:在自治民主制下召开讨论基础设施建设的村级会议,主动参与进来的普通村民比较少,参与进来的大多是村里上层人物,穷人即使参与进来也大多不发言。而由上一级政府发出邀请信来召开同类主题会议,穷人参与进来的反而比较多,并大多积极发言。作者并没有分析其中的原因,但从“有形家长式环境”和“无形家长式环境”的区别中可窥见一斑。在贫穷村的内部自由博弈中,穷人缺乏无形助推力的帮助,无论在信息、动机、需求层次、诉求支持力等方面都是缺失的。而政府的邀请让他们对“有形家长式环境”产生希望,尽管这种希望可能落空,但也有局部实现的可能。

    以王石的“视觉垃圾”为例。如果有人提出动议,保护华山的自然环境不受任何人为破坏,包括情锁等必须禁止。我相信,在王石们的资本推动及随之而来的媒体宣传下,那些信男信女也会欣然同意,因为情锁这样的仪式也几乎不是他们日常有意的结果。这样的动议多数时候很容易通过。普通人的心理秩序,不仅因此失去华山这样胜境的护佑,而且还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失去对于自己的意义,而那缺乏护佑的心灵从此可能更加粗浮。对于普通人来说,精致宗教的眷顾从来是那么遥远,而其在华山胜境的一次仪式的心灵效果,远胜于上人、大师一类宗教人物对王石们的无数次面授机宜。尽管如此,由于信男信女的选择等级比较低,一方面需要在华山胜境进行此类的粗糙仪式,另一方面并没有把这种需要转化为一种自觉选择,因此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决策机制中保障自己的“迷信”需求。

    因此,该书认为,认真了解每个人的动机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政策及机制。而由这些具体有效的政策推动的持续不断的变化,最终会开启一场寂静的变革。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适当的“有形家长式”政治推动真正的有助于穷人的变革;变革要义之一是形成无形助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拥有基本选择空间的新政治。

    对于华山情锁的信男信女来说,就是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等方面获得大量的无形助推力,以至于他们无需在这上面发挥更多的能力和精力。此时他们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就有可能像王石们一样去欣赏华山的自然美,便能形成华山的自然美政治。否则王石们不过是做了一回晋惠帝。

    因此,透过该书研究,我们容易发现这些关于穷人的认知,不仅有助于确立因地制宜发现反穷困策略,而且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制度。因为该书已经点出特定行动与一般制度相互演进的变革政治学关系。

    我们无需去应对穷人整日应对却又很难应对的那些问题;我们甚至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无形助推”环境解决而无法理解它们。这些无形助推力的形成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制度的产物,而是特定期限对特定对象实现特定效果的积累。这些特定效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便逐渐转化为大量无形助推力,使人们可以卸任那些让人失去选择空间的生活责任,从而将逐渐形成的基本选择空间制度化。因此,人们只有在无形助推的基础上,才可能拥有升级的希望和生活,也即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展开新的行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确认制度的价值,而不是颠倒之。

    唯一的问题就是特定期限对特定对象实现特定效果的行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基础。在选择空间制度化之前,必须已经拥有可以推动具体行动的制度基础。推动具体行动的制度与推动一般行动的制度,必须区分开来。所谓一般行动,即行动的可能与选择的可能,而具体行动,则是必需的行动、必需的选择。对于不同社会阶段的穷人来说,新的一般行动或新的一般制度的可能,是因为无形助推环境已经升级。这些穷人只有在无形助推环境升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拥有升级的选择空间,而所谓的一般制度就是这升级的选择空间制度化。如果不考虑穷人无形助推环境的升级前提而进行所谓的制度化,这必将是不人性的,其有效性是残缺的。


    五、从“共同温饱”到“共同富裕”


    该书虽然在很多地方鲜明地主张政府和外援的适当干预,认为没有相应的干预,贫穷地区的穷人几乎不可能在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任何一个方面摆脱原有困境。但在总体叙事中,这种主张还是遮遮掩掩的,千方百计地不去触碰自由市场经济论。可以说,该书的主张其实是行动主义的适当干预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这一结合中,市场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基础性和政治准确性。在其所论述的消除贫穷稍稍有效的地区,几乎主要是借助于NGO的力量。而在总体结构中来看,这些有效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让该书对消除贫穷问题表现出很强的悲观性,尽管多次表达了信心。

    其实作者们发自内心深处的悲观,主要源自行动主义的适当干预缺乏动力和力量。前面我已提到广义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消除贫穷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可以说,在历史上,广义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西方消除贫穷方面的行动主义干预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力量。单纯的经济危机不足以推动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愿意接受“共同温饱”的社会目标,也就无所谓相应的公共政策目标。经济危机之中或之后的广义社会主义运动,就成为“共同温饱”社会目标的坚决推动者和执行者。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探讨“全球共同温饱”这样的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确实难以看到显著的希望。从印度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均收入并不高。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与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时期。那时这些国家别说实现“共同温饱”,甚至连“共同温饱”这样的社会目标也没有提出来。而中国就在人均收入并不高的条件下初步实现消除贫困和“共同温饱”的社会目标。由实现共同温饱这一社会目标来反观中国制度,其人性的光辉无疑是灿烂的。正因为如此,比尔·盖茨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表示,中国30年来6亿人口脱贫,农民收入翻15倍,是了不起的奇迹。换言之,在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中国在一代期限内初步实现消除贫困的目的,这是其人性光辉的主要原因。也这一点也彰显了中国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只是市场化改革,不可能在这么底的人均收入条件下使如此多的人口脱贫。中国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说就是中国推动具体行动的制度基础。

    中国政府现已提出“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却对中国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质疑,认为这一性质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束缚他们的个人自由,妨碍他们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也不认为这么多人口脱贫有什么了不起;要有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市场化的功劳。他们忽视了如果放弃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制度,在这么低人均收入条件下实现的“共同温饱”,很快就会得而复失。他们更不会知道在新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出现的“穷人”及其摆脱非人性的困境,依然需要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运动。

    同时中国政府也不要幻想通过教育,使这些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而应该认识到获得无形助推环境的中国人已进入新的选择等级,在新的选择等级中他们必然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追求更多的选择可能。他们已经不可能或已经难以理解自己原来处于“穷人”阶段的选择困境和制度诉求。中国政府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选择等级的社会压力。中国社会主义至少必须具有双重结构,即推动具体行动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一般行动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这两者之间必须是相生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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