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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下)
时间:2017-9-22 15:13:00 来源:惊雷Thunder 作者:托洛茨基 浏览: 686

    本文转载自惊雷Thunder(ID:jingleithunder2014)

    托洛茨基 著

    王凡西 译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经典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不列颠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政治领导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


    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印度已经犯了不少错误。条件还不容许这些错误以在中国的那种规模暴露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希望中国事件的教训将使在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路线得到更及时的纠正。


    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党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性问题。这条道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东方各国组织所谓“工农党”。


    作为公开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若干根本论点的一年,一九二四年将会载诸史册。从一九二四年起,斯大林提出了“为东方国家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公式。这个公式的基础是共产国际曾经在东方用来掩盖自身机会主义的民族压迫因素,正如“资本主义稳定”曾经在西方起这一作用,来自印度以及来自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的汇报,近来都频繁地提到各地的“工农党”的活动,把它们说成是同共产国际接近和友好的组织,仿佛它们和我们“自己的”组织差不多,然而没有对它们的政治面貌作任何具体说明;一句话,写到和谈到它们的方式和不久以前对待国民党的方式一样。


    早在一九二四年,《真理报》就报导说:“迹象表明,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正逐步以创立工农党的形式出现。”[16]


    在此期间,斯大林在给东方共产党人讲话时说:


    “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为执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党的形式,类似国民党……”[17]


    后面就共产党的独立 (显然是和先知约拿在鲸鱼腹中一样的“独立”[18])问题所作的小小保留只是一个幌子。我们深信;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指出:在这方面任何一点点含糊其辞都是致命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里的问题是,在党以及党同本阶级和其它阶级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一种绝对新鲜的、完全错误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必要性辩护提出的理由是:在社会成分上,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国民党的十分之九——这个比例曾经被反复指出过千百次——都属于革命派,都愿意和共产党携手前进。但是,在上海和武汉政变期间和以后,国民党的这个革命的十分之九好象变戏法一样无影无踪了。谁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阶级合作的理论家(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甚至不解释一下国民党十分之九的成员——十分之九的工人和农民、革命家、同情者、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们——都怎样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斯大林鼓吹的所有这些“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命运,如果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不仅把我们远远拋在一九一九年俄共纲领后面、而且把我们远远拋在一八四七年 《共产党宣言》后面的概念本身,那末回答这个问题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我们了解下列两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弄清楚著名的十分之九究竟消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第一,同时表达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双重组合 (即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农民党,即表现农民的利益、同时又独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外的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一直教导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也承认并教导说,农民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把它们的利益视为一体都是错误的;一个农民只有从财产观点上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参加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联盟并没有推翻这个论点,而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况下证实了这个论点。如果不存在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阶级,那就连联盟也谈不上了,这种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定范围内才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专政之所以和农民同盟之类组织的存在不能并立,正是因为企图解决一切民族政治问题的任何一个“独立”农民组织,到头来不可避免会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里自己标榜为农民政党的那些组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变种。每个农民,如果没有采取无产阶级立场,并拋弃自己的有产者心理,在碰到根本政治问题时必然会追随资产阶级。当然,每一个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农民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披上伪装,也就是说,涂上两三种适当的颜色。著名的“工农党”的思想似乎是特别为了掩盖那些被迫寻求农民的支持、而且愿意把工人吸收到它们队伍中去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创造的。国民党就是作为这种政党的一个典型而永载史册的。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家徒四壁、心怀不满的、受欺骗的群众在底层,而心满意足的骗子手则留在顶层。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也就是说,如果它拥有一定的群众支持)的话,都是按照同一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剥削者、骗子手和暴君在阶级社会中是少数。因此,每个资本主义政党都不得不在它的内部关系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现和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每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下层成员要比顶层成员更民主,更“左”一些。这种情况适用于德国的中派,法国的激进党人,特别适用于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经常抱怨上层人士不能反映“左”派国民党普通党员、“绝大多数人”,“十分之九的人”等等的情绪。这些抱怨之所以如此天真、如此不可原宥,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他们的古怪的抱怨中,被他们说成是可以通过组织措施、指令和通告等方法予以消灭的一种暂时的、不愉快的误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特点。


    纲领草案作者一般地为一切机会主义联盟——在英国和在中国都是如此——辩解的基本论点,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按照这些论点的说法,和上层人士友善完全是为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大家知道,反对派坚持中共必须撤出国民党:


    “问题出现了”,布哈林说,“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摇摆不定吗?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待一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要决定于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呢!”(《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


    居然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理由,这在一个革命政党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布哈林问道:“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他们当然是牛马。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从来都是牛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我们来说,群众并不是牛马,不是吗?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驱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用工农政党的幌子把资产阶级伪装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相反,必须随时随地以前者和后者对抗。布哈林以如此冷嘲的口气当作某种次要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谈到的国民党最“高”层,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灵魂,是它的社会本质。当然,资产阶级在党内和在社会里面都只是最“高层”,但是这个最高层拥有强有力的资本、知识和联系:它永远可以退而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它永远可以诉诸真正的政治军事力量,这种力量和国民党本身的领导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最高层制定了反对罢工的法律,扼杀了农民起义,把共产党人推入黑暗的角落,最多只让他们在党内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迫使他们作出把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誓言。普通党员是由这个最高层挑选出来、受其驾驭、和莫斯科一样充当它的“左翼”基础的,正如将军们、买办们和帝国主义者充当着它的右翼基础一样。不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看成是一个中立的、争取群众的角逐场,玩弄所谓左派普通党员占十分之九的字眼来掩盖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的问题,就意味着增加最高层的实力和权力,帮助它把更多的群众变成“牛马”,而且是在最便利它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条件下这样做。斯大林和布哈林根据两个阶级的政党这种反动的思想,幻想共产党人加上“左派”会在国民党内取得多数,从而在国家中取得政权,因为中国的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换句话说,他们幻想通过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的通常选举,权力就会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人们能够想象对“党内民主”——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还可以进行比这更动人、更唯心主义的偶像化吗?因为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肯定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正是由于而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得以掌握执政党的舵盘。只是在左派不败大胆冒犯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最高层”才容忍或者说曾经容忍占“十分之九”的左派(而且只是这种驯良左派)在党内存在。通过这些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最上层不仅使所谓占十分之九的“左派”党员,而且使整个群众都处于从属地位。在这方面,阶级联盟的理论,说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的理论,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当资产阶级后来和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并枪杀群众时,在两种真正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中,甚至连著名的十分之九的废话也听不到了。可怜的民主幻想在阶级斗争的血腥现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为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所起的真正的、唯一可能的政治作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其它的作用。


    虽然关于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渊源于民族压迫——据说这种压迫取消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我们却已经听到根本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也有了“工人和农民的”混血儿。然而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并不仅限于东方。“两个阶级”的思想力图具有普遍性。前面提到的美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具有最古怪的特点,它努力支持资产阶级的、“反托拉斯的”参议员拉弗勒特竞选总统,以便用这种方法把美国农民套在社会革命的车上。主张这种策略的理论家佩珀是曾经使匈牙利革命陷于毁灭的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忽视了匈牙利的农民。他极为努力地(无疑是作为一种补偿)用使美国共产党融解于农民之中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党。佩珀的理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把美国无产阶级变成了世界工人贵族,而农业危机却使农民破产,并把他们驱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按照佩珀的概念;一个只有几千成员、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党必须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媒介和农民融为一体,用这种成立“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办法;在受超额利润腐蚀的无产阶级表示消极或中立的情况下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在共产国际的上层领导中找到了支持者和半支持者;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星期悬而未决,最后才对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幕后的评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作出让步。当时,必须给美国共产党套上套索,才能使它和拉弗勒特的“农民党”分开。拉弗勒特的党甚至比它的创办人死得更早。


    现代修正主义为东方创造的一切东西后来都搬到西方去了。如果说佩珀曾经在大西洋的一边试图通过两个阶级的政党来催促历史前进,那末,报刊上的最新消息则告诉我们,国民党的经验在意大利找到了模仿者。在意大利,显然有一种企图要用欺骗的方法使我们党接受“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共和议会”这个荒谬绝伦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中,蒋介石的阴魂和希法亭的阴魂拥抱在一起了。我们当真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在结束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只是追叙一下,工农党的思想把反对民粹派的整个斗争都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抹掉了,而没有这场斗争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这场历史斗争的意义何在呢?一九○九年,列宁在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说过下面一段话:


    “他们的纲领的基本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性,是根本错误的。”[19]


    换句话说,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中心思想。在农民的俄国,只有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才能发展。


    列宁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坚持不懈地、毫不倦怠地重复指出:


    “如果农民作为一种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出现,我们就必须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20](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一九○六年,列宁写道:


    “最后一个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小业主,哪怕是极小的业主,或‘劳动的’业主。……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21]


    这个思想重复出现在列宁数以百计的重要和不重要的著作中。一九○八年,列宁解释说: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解释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同的阶级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严重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争。”[22](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对工农政党这个思想,能够进行比这更严厉、更无情、更具有摧毁性的谴责吗?


    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教导说:“革命的反帝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23]


    列宁教导我们,工农联盟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导致政党的合并。然而斯大林对列宁仅仅作了一个让步,据斯大林说,虽然阶级的联盟必须采取一个统一政党的形式”,但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工农党——并不是永远必要的。我们应当感谢他至少作了这个让步。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曾经以同样不可调和的精神提出这个问题。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概括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列宁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重复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有两种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24]


    然而“工农政党”正是一种创造中间道路的企图。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使自己和农民相抗衡,没有对农民的无孔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无组织状态进行无情的斗争,它就必然会通过社会革命党或其它某个“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媒介而溶解在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而这个政党则必然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为了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这不会是毫无代价的——,首先必须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而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分隔开来。只有以坚定的阶级不可调和性的精神训练无产阶级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越年轻,它和农民的“血缘关系”越近、越直接,农民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那末,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阶级”的政治融合的斗争也就越为重要。在西方,工农党的思想简直是可笑的。在东方,这个思想是致命的。在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思想不仅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誓不两立,而且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最起码的独立也誓不两立。工农政党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基地、屏障和跳板。


    在这个对整个东方说来都带根本性的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仅仅重复着革命以前旧的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极为有害的。在十月革命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都认为我党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是错误的。他们坚持不解地主张两党合并,认为对于俄罗斯“东方”,成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完全合适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已经得到的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都绝不能实现。国民党在中国以 “特殊的”中国方式,由共产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而富有成效地起过的一种历史作用,社会革命党曾毫无成效地试图在沙皇俄国发挥出来。社会革命党人的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在我国已经成为、也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不无情地谴责为东方建立工农政党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国际的纲领。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对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指责的话),就是说反对派“低估”农民。在这一点上,生活也提供了考验,并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作出了判决。每一个事例都说明官方领导人犯了低估无产阶级在和农民的关系上的作用和意义的罪过。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以及在国际上,就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和错误。一九二三年以来国内错误的根源,是低估了无产阶级经营的国有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和农民的联盟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革命遭到了覆灭。


    从同一立场出发,必须检查和评价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试验——而且是需要极为小心、极为严格地遵守原则的一种试验——的农民国际的整个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农民,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存在的条件,是一切阶级当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通常所谓的民族特点主要来自农民。在农民当中,只有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群众能够被引导上国际主义的道路,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他们。任何走快捷方式的企图都只不过是同各阶级做游戏而已,而这从来都是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游戏。只有在无产阶级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拉开的情况下,只有在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他们的盟友、而且是他们的领袖时,才能把农民吸引到国际主义政治中来。相反地,越过无产阶级,不理会各国共产党,而企图把各国农民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国际团体,这种企图预先注定是要失败的。归根结底,这种企图只能损害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对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的领导权的斗争。


    从十六世纪的农民战争开始,甚至在那以前,在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农民的各个阶层就曾经起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农民从来没有起过独立的作用。农民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种政治力量反对另一种政治力量。他们本身从来没有成为能够解决民族政治任务的一种独立力量。在金融资本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些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已大大加快。这意味着农民的比重缩小了,而不是增加了。无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在全国范围——更不用说国际范围——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比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能力要小。今天的美国农民起独立政治作用的能力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甚至在当时他们不能也不曾组织一个独立的全国性政党。


    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给欧洲的农业带来了暂时然而尖锐的刺激,从而在“农民党”(即装腔作势地和资产阶级主流政党对立的资产阶级伪农民党)可能起的作用方面产生了幻想。如果说在战后年代农民动乱风起云涌的时期,还可以冒险进行组织农民国际的试验,来考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关系,那末现在就正是为农民国际五年来的试验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作出决算的时候了,是揭露农民国际的严重缺点并努力指出其积极面的时候了。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不可争辩的。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即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民”政党的经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老经验以及国民党的新经验(血犹未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插曲式的试验,特别是拉弗勒特-佩珀在美国的试验——这一切都不庸置疑地证明:在资本主义下降时期甚至比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更没有理由寻求独立的、革命的、反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


    “域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将领导农村。”[25]


    在东方的革命中,农民仍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会是领导作用,也不会是独立的作用。湖北、广东或者是孟加拉的贫苦农民不仅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能在国际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只有当他们支持上海、广州、汉口和加尔各答的工人时才能起作用。这是革命农民在国际道路上的唯一出路。企图在湖北的农民、加里西亚或多布鲁贾的农民、埃及的农民和美国农民之间造成直接的联系,是毫无希望的。


    按照政治的性质,任何事物不为一种直接目的服务,则必然成为其它目的——常常是和希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目的——的工具。难道我们不曾有过这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例子,这个政党依靠或力图依靠农民,认为必须从农民国际得到长期或短期的保证——如果它不能从共产国际得到这种保证的——,从而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本国共产党的打击,就像在工会方面,柏塞尔通过英俄委员会取得保护一样?如果说拉弗勒特并未试图向农民国际挂个号,那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极其虚弱。他无此必要。尽管他没有这样做,佩珀也不请自来地和他拥抱了。但是,克罗西亚富农的银行家——领袖拉迪奇却发现有必要在他走向内阁的途中给农民国际留下一张名片。国民党更走得令人望尘莫及地远。它不仅在农民国际和反帝同盟中为自己谋得地位,甚至还敲了共产国际的门,在俄共政治局的庇佑下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只是有一票反对。


    当赞成取消赤色工会国际的倾向非常强烈 (苏联工会甚至把这个国际的名字从章程中删掉)时,就我们回忆所及,官方报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农民国际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的问题。这非常能够说明近年来的主要政治潮流的特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认真检查农民“国际”的工作。现在正是为这个穷年累月、历时已久的试验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算的时候了。这种决算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现在这个草案对农民国际的“千百万支持者”以至这个国际的存在本身都绝口不提。

    结束语


    我们对纲领草案某些基本论点进行了批判,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不能对所有问题一一加以讨论。我们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因此,不得不仅限于最迫切的问题,仅限于和最近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党内斗争最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


    由于我们过去有过所谓“讨论”的经验,我们事先就知道:断章取义地摘引出来的话和一时的笔误都可能被变成对“托洛茨基主义”大张挞伐的各种新理论的沸腾源泉。最近几年都充满了这种耀武扬威的吠影吠声。但是,我们极为冷静地看待这次也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来的廉价的、理论上的恶毒攻击的前景。


    附带说一句,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很可能宁愿对旧的第五十八条作进一步阐述,而不增加新的批判解释的条款。不用说,这种论点对我们更加不适用。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面临着通过一个纲领的任务。我们这里做的全部工作完全是要证明,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精心撰写的草案作为纲领的基础是毫无可能的。


    目前是俄共和整个共产国际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最近采取的决定和措施都是证明。这些措施完全不适当,决议是矛盾的,其中某些决议,就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的二月决议,是彻底错误的。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决议都贯穿着一种向左转的倾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过高估计这一点,特则是这一倾向还在打压革命的一翼,而右翼则受到了保护。尽管存在这一切情况,我们一刻也不想忽视由于旧的路线造成的绝境而不得不出现的左转倾向。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促进这些向左迂回的迹象,以尽量不引起党内的困难和震动的方式,把它发展成为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但是,今天我们还离此很远。共产国际目前或许正在经历它最剧烈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的方针远未遭到清算,而新的方针又带来了异己分子的突起。纲领草案反映了这种过渡状况的整体和局部。然而这种时期,就其性质来说,最不利于制定必将决定我们国际党在未来若干年中的活动的文件。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在已经失去这么多时间以后——,虽然这样做可能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让混水澄清下来。混乱必须过去,矛盾必须消除,新的方针才会明确地形成。


    代表大会已有四年不曾召开。九年来,共产国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目前唯一的出路在于,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以后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一劳永逸地制止篡夺整个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的企图,重新建立正常的制度,建立一种将容许对纲领草案进行真正的讨论,并且容许我们提出另一个草案,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草案来和这个折衷主义的草案对抗的制度。对于共产国际,对于它的各个支部的会议以及它的报刊,不能有什么不许讨论的问题。在这一年期间,全部土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犁来进行深翻。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劳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党才能获得一个纲领,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将发出穿透一切的可靠的光芒,照亮遥远的未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于阿拉木图



    注释:


    [1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


    [17] 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4页。这个版本中无“类似国民党的”几个字,——译者注


    [18] 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一章。亚米太的儿子约拿因违抗耶和华,乘船逃遁,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使船几乎遭到破坏,后来众人将约拿拋在海中,海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译者注


    [19] 参见《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04页,——译者注


    [20] 参见《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21] 参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3页。——译者注


    [22] 参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9页。——译者注


    [23] 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5页。〔!〕和〔?〕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24]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33页。——译者注


    [25]参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25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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