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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自述:从乡党委书记到南下打工
时间:2017-9-22 14:42:00 来源: 作者:李昌平 浏览: 736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青年2017(ID:xqn201699)


    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读大学的时候就与村子里一起读高中的学生联名找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因为我们是老苏区,我们就到省扶贫办、老苏区办公室要钱,希望他们建学校、建医院,还有农田水利的一些配套设施。 1983 年毕业,那个时候有很多选择,特别是搞三梯队,那时候大学生是天子骄子,不像你们现在竞争那么激烈。我当时是学校团委的干部,也有很多好的去向。当时就想回到自己的公社,我觉得我有责任回去,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学校的老师、以至于家里的亲人都说,你自己想清楚,这个地方不多你一个,也不少你一个。当时想的很清楚,就是要回去。那个时候有救世主的情结,那个时候的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教育,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父老乡亲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回去了。



    回到县上时,我们学校的一个领导正好调到我们县里当县长,他就让我留到他身边,在县委办公室,我在县委办公室上了两天班,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到公社去。县委领导说,你在领导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我说还是下去以后再来吧。这样,我就把行李一带,还是回到公社去了。


    到公社就当了团委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乡),投入到当时正在搞的农田水利建设。我是大学生嘛,虽然职务不是很高,但公社里的社长、书记还是很重视。加上我学农业机械,他们很在乎,我也是初出茅庐不怕虎。当时渔民转向养鱼、种地,那个时候我就带着老百姓去挖鱼池,在宅基地修路。老百姓很喜欢我,干部也觉得这个小伙子思路很清晰,也敢于去承担一些事情。市里、省里都是我去。见了人,大一点的就喊爷爷、小的就喊叔叔、和父母差不多的就喊伯伯,大家都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给我们家乡很多支持,以后又修了医院、公路、大桥、电影院,每个村子都建了泵站,基本上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5 年,我就是那里的乡党委书记了。


    1987 年,我再次去华农读书, 1989 年毕业又回到公社去。那段时间,我们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也为老百姓做了一些事情,老百姓对我的感情也比较深。当我再去华农读书的时候,有几千人来送行。所以,个人很有成就感,与群众关系也很好。后来我再去其他乡工作,由于农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干部一天比一天多, 1985 年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只有 9 个干部,以后是要管 100 多个干部。 1985 年,我 23 岁,我觉得我很有管理天才。但是到了 30 多岁的时候再当党委书记,我觉得我管不了人了,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天天要去做。干群的关系越来越差,内心有很多冲突。那个时候,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坏。不想做的事情要去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我们县里当过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每在一个乡,我都希望把这个乡做好,刚刚做的好一点的时候,组织又要求换到另外一个乡去。我去的地方都是乱糟糟的,欠很多债的,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一个地方整好了又要换一个地方。


    一直到 2000 年时,我就发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个人的努力是及其有限的,必须要去改变一个大的环境。农民种地年年亏本,可农民是很勤劳的,很勤奋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地方的经济怎么发展起来,干群关系怎么改善呢?特别是农民每年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还要交税。你们都是来自云南、贵州、广西这些地方的,所以你们感受不到中部地区农民的负担,种一亩地要交 300 多块钱。我的父母亲七十多岁了,已经丧失了劳动力,不种地还要交人头费 350 块钱。有这么重的负担! 80 年代,乡财税所是 2 个人,到了 90 年代后期,乡镇的财税所都是几十人,甚至 100 多人。我们洪城镇洪城乡 (音) 是 140 多人,当官的人越来越多,由老百姓来养活。这个局面没有办法。


    2000 年春节的时候,我初四去上班,去访问农户,就看到农村里有很多悲惨的景象,加上平时的一些思考,所以就给总理写一封信,反映农民怎么苦,农村怎么穷,农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这封信很快得到了总理、胡主席、温家宝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很重视,后来就派人到农村暗访。暗访的人回去后认为我反应的情况在全国也很典型,很有代表性,所以国家领导人也很重视,又再次做出批示,让各个省、市的领导,以及各个部委都要看这封信,研究当前农村中形成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形成了全党、全国都关注三农问题的一个大的气候。最近两年,中央的农村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政策也逐步对农民有一些倾斜,所以农村的情况有一些好转。


    当时批示以后,湖北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就要我在的棋盘乡做改革试点。几个月以后,他们说改革成功了,当时要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市里当副市长之类的职务。组织上找我谈话的第一句就是为了监利县的稳定,希望我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更高一点的职务。我听了第一句“为了稳定”之后,那就是说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嘛。加上他们说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要全省推广经验。但是农村积重难返,怎么几个月就能改好,这与我想象中的改革,与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是党员,组织上要把你调走,我们必须要服从。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工作十天,十天之后你们安排人来接我的手,我自己也不要组织安排了,我到南边去打工。


    9 月 16 号我递了辞职申请, 9 月 18 号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去广东打工。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吧,从大学毕业到公社里去,从给总理写信,又去打工。


    在广东呆了一年,在深圳一家台资的农业性企业打了半年工。蓝天股份的基地就在原来我老家,洪湖赤卫队在的那个地方。我们过去也熟悉,他们去台资企业找我,让我去接手珠海蓝田公司,做老总。这是一个很大的农产品企业,专门给香港和澳门供应农产品。我就很快去了珠海。当时我改名叫李生安,因为(用原来的名字有)很多麻烦,找我的人也挺多,我也不想别人知道我的行踪。因为在企业里做事就要一心一意地工作,我希望将前面的事情告一段落,从新开始。但是后来湖北荆州的一些领导发现我工作的地方。在珠海蓝田工作几个月后,荆州的领导就给蓝田老总打招呼。老总就说,人家已经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很不满。虽然他没有说让我离开,但我还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为上市公司也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以后蓝田公司跨掉了,也是有多种原因,因为他的经营靠当地政府给一些特殊政策才能支持。


    广州的疯狂英语注册的是恩正企业,我(离开蓝田后)在里面工作了三个月,写了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我给总理写了信,总理很重视,中央也很重视,也做了一些改革,一直到了企业他们(湖北地方政府)都还不放过我。我就发现农村问题要形成一种社会的气候,光靠一个领导批示还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想把我从给总理写信,到我离开湖北,再到我离开蓝田公司,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离开(湖北)后,我老家又接着死了几个农民,农民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我应该写出来,应该引起社会的共鸣,应该借这个事情推动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解决。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初稿写出来了,讲自己的故事写得快。


    2001年9月我到北京来出版这本书,出书很困难,找不到出版社。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温铁军先生。他说,昌平,你就留到北京工作吧,我说好啊。于是我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编辑。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


    所有人都听我指挥。我参加工作之后,和我工作的人都觉得轻松愉快效率高。多糟的团队,我负责两三个月后就各干各的,效率很高。但我的兴奋点不在那些地方。人还是与自己早期形成的,为农民做点什么事情,与国家、与民族、与自己内心关注的那些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回到我很熟悉的那个社会里的时候,感觉心里很踏实,觉得自己有意义,精神上很快乐。如果和企业老板呆久了,总觉得不愉快。和当官的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要做上席,我要坐下席,或者相反。你的职务大,你动筷子别人才能动筷子。你喝一小口,别人要喝一大杯,我总是很不习惯,心理很不舒服。


    我在想,中国未来的社会,民间组织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都带有官方的背景,国际NGO组织到国内来,以及中国越来越开放,改革越来越深化,中国要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要有民间组织的存在,民间组织很发达才行,没有民间组织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建成理想的社会。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可以接近群众,多了解农村的一些情况,第二,到民间组织里工作,我要了解规范的民间组织是怎样运作的,希望有一天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能做点贡献。所以我选择了香港乐施会来工作。


    应该说,我一生中这么转来转去,在政府、企业、媒体、民间组织里边都工作过,经历下来,我感觉如果与我的初衷相比,当一个好官,为农民做点事情,尽管这种想法当时思想比较封建,或者有救世主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我早期在官场上走的比较顺利。到了乡党委书记之后,再往上升也有很多机会,我在不到三十岁就有机会当副县长,但每到那个坎上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事情,升不上去。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很失败的,我拿着政府的钱办我私人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办不好。为别人办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很会办。我手下培养出过很多干部,他们现在职务有的是县长,有的职务比县长更大,他们的进步比我都快。他们来请教我怎么去做的时候,一二三四,指出来,很快就成功了,但做自己的事情总做不好。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是失败的。


    但是我在乡党委书记职位上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我应该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事情,包括现在一直走下来,现在又走到大山里去了,又和老百姓走到一起来了。我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又算是迷途知返。做领导的时候,做过很多坏事,很多违心的事情,尽管自己主观上不想这样去做,但人最终没有办法还是这样做了。我现在到一个民间机构乐施会来工作,我觉得好像我现在是典型的三个代表。我们用的钱是香港一般的富人捐来得,他们是先进生产力,那我做事情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现在为老百姓、为穷人、为农民做事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乐施会)提倡的是民主,提出以人为本很多年了,比共产党提的早,要注重环保、要关注弱势、要助人自助、要富强,要广泛地参与,这是和谐的科学发展观,也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好像与我早期学校里接受的党的教育是一致的,好像我又走回来了。


    我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很愉快,现在我也很愉快,虽然我不富有。记得我去广东打工的时候,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五万元,工作十几年的、家人的积蓄。一段时间后,就没钱了。八十年代没钱的时候,我很快乐,现在也没钱,我也觉得很快乐。我感觉我挣钱最多的时候或者我手上掌握的钱最多的时候,往往是我不快乐的时候。我手上没有多少钱,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保证,能够做事情的时候,按自己所愿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还是最快乐的时候。


    九十年代的时候,人很烦躁。八十年代,人很年轻,遇到困难总想挑战,总想办法克服,这种精神又回来了。现在到山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信心去克服。在克服的过程中,很有成功感。这些年的扶贫对我影响很大,对什么叫贫困有了自己的想法。与过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认为贫穷总是因为农民收入低,思想不解放,落后愚昧,总是把贫困的责任推给贫困的人。我过去写书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把贫困的责任推给贫困的人,可是最近两年我发现了完全不是这样的,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与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有关系,与掌握权力的人有关系,主要的原因不是贫困本身,是社会制度、是掌握权力的人、是主流社会的问题。


    打个比方,贵州的石门坎在一百年前比现在发达,人们生活的比现在幸福,同学们打石门坎三个字上面(网上)有很多的信息。一百年前的石门坎是苗族文化的中心,教育中心、科技推广的中心、体育中心,每年都要举办体育运动会,1932年有参加运动会的2万人。抗战时期还是避难所,有医院、有学校、足球场、游泳池、有试验基地、纺织加工的设备改良、麻风病院。这些都是谁做的?当时有一批致力于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文化经济的人,那儿培养过三个博士,几个硕士和八十多个本科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又回到石门坎办学校、办教育、办卫生事业,创造了苗族的文字,翻译了圣经,把圣经传到了云南、贵州、湖南的苗族地区。通过苗文又把烹饪技术传到这些地方去,今天的石门坎,游泳池还有一点印记,但一点水也没有,风吹的沙把游泳池都填起来了。足球场连影子也看不到。那里孩子们上不了学,男女上学比例是3:1。人均收入不到700元。那个地方(资源)很富有,有铅矿、锡矿、煤矿。每天运出的矿物有40万元的价值,而开矿的财政收入(每年)却不到50万元。开矿损坏的路要去修,需要100多万元。资源开发了,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好处?矿工每天的收入是8元,那些矿还是有毒的,一个人只能工作三个月。为了得到钱,就要去矿上打工。那里GDP算人均1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并且环境破坏了,身体也坏了,公路也损坏了。发展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显然是我们制度设计有问题。


    再说教育,你们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父母培养出一个高中生不容易,前些年要负很多债。我在云南遇到一个高中生打工,他是少数民族,父母为他上高中负了2万元债,他用十几年打工的收入去还债,现在还差2000多元,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他说大约需要两到三年才能还清所有的债,然后回去结婚生孩子,那时候他大概要接近40岁了。如果他不回去,城里也不要他了,四十岁的人在城里很难找工作。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命运,教育改变了他什么样的命运?西部地区的穷人用那么多钱培养了一个人才,而这个人二十岁到四十岁的黄金时间给了城里人,给了发达地区,到了四十岁以后,他老了,城里人不要他了,他又回到了乡下,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农村。那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台抽水机啊!把最穷地区的资源转移到发达的地方来,培养的人才不是为农村培养的,是为城里人,为发达的地方培养的。


    我在云南、贵州做扶贫的时候,经常有人给我们讲故事。在少数民族地区,给50元他们就打酒喝了。我到了澜沧地区观察,一山过了又一山,一山比一山高,人和牲畜住在一起非常普遍,茅草房很多,很贫困。给50元,他们会用20元打酒喝,生着火烤东西吃,杀头猪,边唱边跳边喝酒。纳户族喝醉酒后的表达是最幸福的,平时话很少,他压抑着很多东西。喝酒后敢于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喝醉后睡在火塘边,旁边睡着狗。醉酒的幸福是很幸福的。我回来后想,我们发了工资,也会请几个朋友去唱去跳,我们也是幸福的。在大山里面,即使有500元,也不能把500块钱变成资本,养一头猪要三年才能长到100多斤,养羊羊牛不是卖,都是用来积肥的。我们都难以理解,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市场的概念,没有投资的概念,所以有了钱去买酒喝,去享受幸福。我想我到了那个地方能干些什么呢?我追求幸福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把价值观确定了,哪是幸福的,哪是不幸福的?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我回到昆明后,和朋友说,不能这样说,这是不对的,他们都是人,他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觉得我们主流社会的人应该有责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制度的设计,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一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比如,我们国家的扶贫资金每年是大约400亿元左右,公布的扶贫人口是2600万,人均1000多元。我们在贫困地区什么时候看到人均1000多元呢?我们在石门坎扶贫时,曾经用不到7万元,修了26公里3~5米宽的山路,老百姓自己修,我们给补贴,但是政府去修10万元1公里,去招标,怎样去招标呢?你们两个人有三五十块钱,就是有钱人,请乡长吃饭,饭一吃,酒一喝,工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你们去承包,顶多1公里1万元,你们可以挣9万元。包括云南现在的安居工程,消灭茅草房,一家一户补4000元。国家补给的。怎么补呢?把浙江的一个朋友找到那个地方去,办一个水泥瓦厂,4000元买这个瓦,不是要买,而是配好了。25元一块瓦,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下雨是3吨半,下雨的话是4吨多。重要的是当地的青瓦4.5元,买四块同样大的青瓦,它的价值就是一片水泥瓦。为什么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我看过安居工程的钢门钢窗,都是把用过的废弃东西刷点漆,焊一下,就卖给农民,一个钢窗比铝合金的价格还贵。4000元是国家补的,你只能要这个。由于水泥瓦很重,刮瓦需要很高的梁柱,刮瓦条要用松木,树当地没有,即使有也很贵。当地的扶贫政策就有问题,老百姓还要贴9000元,如果把自己的废料用上,要贴8000元左右。老百姓要高利贷,还要把自己的耕牛卖掉,房子建起来了,农民变得更贫困,但是如果农民不做,明年4000元就不给了。逼得老百姓只好去卖耕牛,耕牛对于老百姓是很重要的。所以政策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再比方说,我们城里人都会说,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农民,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生活,如果你的十年是浪费青春,那我们祖祖辈辈是不是都浪费了呢?潜台词就是农民根本就不是人。这是中国文化潜在的东西,都是以城里人的主流社会为中心的,整个资源的支配都是中心人群来支配的,都是向城里集中的,整个价值都是以城里人、主流社会的人为中心的。城里人到农村当农民就是浪费,而他们辛辛苦苦地勤劳一辈子就不叫浪费,那是应该的。城里的人才是人,乡下人都是垃圾人。很多人认为我这个话是错误的,那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就是这些东西。


    走近这些地方以后,得到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走近,就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那些中缅边境的拉祜族、佤族、傈僳族, 90 年代初还是原始森林,还是游牧生活以打猎为主,到现在是农耕民族,好不容易有了梯田,但是中央文件一下,要退耕还林,补五到八年的粮食,由一个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多难啊,造梯田多难啊,好不容易能吃饭了,你一句话,五到八年以后吃什么?原始森林是国家的,你要砍就砍了,不给任何的补偿,五到八年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打猎了,退回到游牧民族呢?那是不可以的。这样的政策,这一句话,主流社会的人一说,就是天经地义的,这公平吗?这不公平。


    所以,我们不去那些地方,你就想不到我们自己的政策不公平。城里的一只狗、一只猫受伤了,城里人还会献爱心,把它收养起来医治,表示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我们是否考虑到那些属于弱势的人,甚至我们对狗对猫的爱心超过对那些人。我们没有意识到。


    所以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同学们,你们就要大学毕业了,你们接受的是主流教育,虽然我们来自山里,来自贫困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那样一套东西,我们往往会失去自己,我们自己融入到城市,接受了城市中心人群的那套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就忽视、漠视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你不是主观的,你并不想这么做,但你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


    在北京很多高校的大学生总是向美国看齐的,总是要出国。石门坎在一百年前为什么那么繁荣?是因为他们培 养的 博士、硕士、本科生最后都回到了石门坎,他们回去办医院、办教育、办科技实验站、去改良品种、推广改良的设备,所以才有一百年前繁荣的石门坎。那时,从英国寄信去,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几个字就可以收得到。如果我们接受教育,把穷人的资源向城里抽、把人才往城里抽、往美国抽,总是向那边看,而不向身后看,不向我们出生的地方看,我觉得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石门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是越来越繁荣,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凋敝、越来越衰败。


    李鹏总理曾经讲过,我们决不把贫困带入 21 世纪,可是我们还有很大的贫困面。06年在西安的扶贫会议上, 回良玉副总理说,我们要在 2010 年消灭贫困,我觉得这是宏伟的规划、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教育、主流人设计的政策不改变,不要说 2010 年, 2100 年也消灭不了贫困。如果做的不好,只会使更多的地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增加贫困。现代化的速度越快,那些落后地区的资源转移的越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去,现在大环境不改变,你回到山里面,你的教育成本收不回来。大的环境不改变,你回到山里,虽然起作用,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就像我大学毕业回到村子里一样,需要社会的共识,去面对我们国家存在这么大的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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