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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上)
时间:2017-9-22 14:35:00 来源: 作者:托洛茨基 浏览: 672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惊雷Thunder(ID:jingleithunder2014)

    托洛茨基 著

    王凡西 译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是在对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和倾向的分析上最终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就被禁止了。相关的官方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己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部分被磨平棱角,然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致命路线中的主要论点,它正式表示赞同。用咬文嚼字的手法对破产的路线进行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填补这个空白。


    1

    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纲领草案说:“〔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只有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是可以容许的。”


    这个公式虽然是故意作为一个“附带论点”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纲领草案的主要论点之一,至少对东方各国说来是如此。不言而喻,主要论点谈的是“〔使工人和农民〕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并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政治上,特别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的。因此我们说,主要论点在这里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论点却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整个说来,这个公式是为东方无产阶级安排的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圈套。


    这里所说的“暂时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或许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纯粹属于实用范围的协议吧?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事先拒绝经过严加界定的、严格属于实用范围的、每次为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服务的协议。例如为了举行一次反帝示威游行而和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学生达成协议,或者为了使中国商人援助租界内的罢工者而达成协议,等等。即使在中国,将来也不能根本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举出“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一般的政治条件呢?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的反帝斗争,或至少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纲领草案开出来的那种条件。相反,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话,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充当律师,并想方设法与后者建立某种亲戚关系。


    通过这个预先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荒谬条件,纲领草案(尽管它的提法具有外交辞令和附带的性质)肯定而明确地说明这里牵涉到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出于实际理由、严格限于实用目的而达成的、仅适用于特定时机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资产阶级“真正”进行斗争并且“不要妨碍”工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向资产阶级本身提出这些条件,要求它公开作出诺言呢?资产阶级会作出你所需要的任何诺言,它甚至会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参加农民国际,作为一个“外围支部”依附于共产国际,并想法钻入红色工会国际。简单地说,它会在口头上作出任何诺言,只要这种诺言使它有机会(在我们的帮助下)欺骗工人和农民,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更轻易地、更彻底地蒙蔽他们的眼睛——直到开始出现上海所提供的那种机会为止。[1]


    但是,这里涉及的或许并不是要资产阶级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吧?我们再说一遍,为了把我们变成它在劳动群众面前的保证人,资产阶级是会立刻同意承担这种义务的。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对某一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仿佛是由专家用演绎方法对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妨碍作出“社会学”预测的问题吧?可悲的是;正如最新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演绎式的预测总是使“专家”也受到愚弄。如果这里仅仅涉及专家的话,问题倒不会这样糟……


    毫无疑问,纲领草案谈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如果把偶然为实用目的达成协议的问题包括在纲领中,那完全是多此一举。就这个目的来说,通过一个《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的实事求是的战术性决议就够了。这里涉及的是问题,是当权派在为过去对待国民党的“统战”方针进行辩护并以纲领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这个方针已经使中国第二次革命遭到毁灭,并且有可能使将来的革命也遭到毁灭。


    根据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提出的概念,一切赌注正是押在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总评价上,殖民地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阻挠(工农的反帝斗争),不是由它自己发誓加以证明,而是以严格的“社会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无数适合机会主义目的的学究式的概念——加以证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头看看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在列举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内容”和(莫名其妙地)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布哈林宣称:


    “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期中,起了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然后它的作用就耗尽了。这并不完全是属于一九○五年俄国自由主义革命那种类型的‘二十四小时’短命鬼。”


    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列宁事实上曾经教导我们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例如我们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样一场战争就和其它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没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后的布哈林现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提出过,也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来说,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个大杂烩,但谁敢说中国的自由派或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比它们的俄国原型水平更高,或者更为革命?


    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说法,是在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后者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


    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政策问题决定于一个发生革命斗争的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结构,决定于这个斗争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程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运动联系的状况。


    一个民主或民族解放运动也许会给本土资产阶级提供机会来加深和扩大剥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独立干预则有使资产阶级完全丧失剥削可能性的危险。


    让我们比较深入地看看某些事实吧。


    共产国际现在的当红理论家们毫不倦怠地反复指出:蒋介石进行了“反帝”斗争,而克伦斯基则和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对克伦斯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对蒋介石则必须给予支持。


    克伦斯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无可争论的。人们甚至可以追溯更远些,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庇佑下“废去”尼古拉二世的王位的。不仅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支持劳合·乔治——庞卡莱的战争,劳合·乔治庞卡莱也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革命”——起初是支持他们反对沙皇,后来又支持他们反对工人和农民。这是绝对无可争论的。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这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事件,虽然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参预下完成的。孙逸仙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组织如何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法国或美国——的“支持”。 一九一八年,孙逸仙向协约国各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拟订的计画。如果说克伦斯基在一九一七年还在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那末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如此具有“民族”性、如此“革命”和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资产阶级,则公开支持美国的参战决定,希望协约国能解放中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反清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比反沙皇斗争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了更高的革命品质,或者断言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蒋介石和克伦斯基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尽管如此,蒋介石的确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辩解是在极其粗暴地掩盖现实。蒋介石对某些中国军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代理人——进行过战争,这和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谭平山也懂得这一点。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底)作报告时,他谈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特点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际政策方面,它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它倾向于仅仅对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它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妥协。”[2]


    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革命的,而完全是在搞投机。它力图粉碎和孤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以便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条件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或者是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问题的中心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草案中)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能就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态度来衡量,必须就这个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当前的革命历史任务的态度来衡量。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在旧俄是一项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在中国是一项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以及对待农民的态度,并不比俄国资产阶级对待沙皇制度和对待俄国各革命阶级的态度更革命,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倒是更为恶劣、更为反动。这才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准确提法。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它对世界帝国主义本性了解的程度都足以使它懂得,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就要使革命群众来一次首先将对资产阶级本身造成威胁的大变革。如果说反清斗争是一个比推翻沙皇制度规模较小的历史任务,那末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任务;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教导俄国工人不要相信自由派准备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摧毁封建主义,也不要相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能力这样做,那末我们就应当作出同样的努力,使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充满同样的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颁布的绝对错误的新理论,声称殖民地资产阶级带有某种“固有的”革命精神,实质上是把孟什维主义翻译成中国的政治语言。这种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把中国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变成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内部政治因素,格外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份量,而相对降低了遭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份量。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我们说,蒋介石的北伐在工农群众当中激起了一个强大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1917年3月自由派代表到彼得格勒去“逼宫”(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个事实不是也起了革命作用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是把全国最受践踏、最筋疲力竭、最怕事的阶层也激发起来了吗?昨天的民粹派律师克伦斯基变成了总理和总司令,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士兵群众,使他们纷纷集会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农民,使他们起而反对地主吗?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广泛些。难道资本主义的整个活动不曾激发群众,把他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从愚昧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曾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吗?但是,我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某些行动的历史评价,能够代替我们对待资本主义或者对待资产阶级的行动所应采取的积极的阶级革命的态度吗?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辩证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为依据。相反地,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说:在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保持独立性,越是拒绝迎合资产阶级,越是拒绝美化资产阶级,越是拒绝过高估计它的革命精神及其准备建立“联合阵线”和进行反帝斗争的意愿,那末,资产阶级由于它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或那个进步行动所带来的革命后果将会更加充实,更具有决定意义,更无庸怀疑,而且更坚定。


    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是经不住批判的,无论是理论批判、历史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纲领草案正力图把这一评价奉为圣典。

    一个未予揭露和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另一错误铺平道路。


    昨天中国资产阶级还被宣布为革命联合阵线的成员,今天它却已经“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要揭露这种种耍嘴皮子的江湖把式是多么没有根据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全是以纯粹命令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资产阶级参加革命阵营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轻率,而是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压力。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由于害怕群众,资产阶级后来会拋弃革命,或者公开显示它对革命的仇恨。但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通过革命或以其它方式(例如俾斯麦“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也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有必要重新“支持”革命,至少是不再有必要和革命调情。让我们回顾一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历史吧。让我们回顾这一事实: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断然地背弃一九○五年革命,只是因为革命使它得到了国家杜马,也就是说,它得到了可以藉以对官僚机构直接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尽管如此,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说明“现代化”的政权仍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再次转向革命,而这次转变比一九○五年的转变更为急骤。


    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至少已经部分地满足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呢?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一九二五年以前一样,距离真正的民族统一和关税自主还远得很。与此同时,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保护这个市场,使它不受廉价外国货的侵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它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统治基础的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和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保持中国的殖民地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自主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仍然会出现一些“左倾”。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好者来说,将来是不会缺乏引诱的。如果今天告诉中共党人,说他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底和资产阶级结盟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现在这个联盟没什么用了,这就等于在形势发生客观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左倾”的时候,再次解除中共党人的思想武装。蒋介石仅用一个继续北伐,就完全推翻了纲领草案作者的机械概念。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原则错误会显得更为突出、更有说服力、更无可争辩。这个事实就是:沙皇俄国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综合物,即大俄罗斯人和“外族人”的结合,许多“外族人”完全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列宁不仅要求对沙皇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且(和布哈林等相反)宣布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的斗争,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义务。但是党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资产阶级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进步、更激进、更革命呢?历史经验证明,波兰资产阶级——虽然它既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受民族压迫――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反动;在国家杜马中,它总是倾向保守派(十月党人),而不是倾向改良派(立宪民主党人),鞑靼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犹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更为反动而且更为恶劣。或许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或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要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革命?我们这些过来人怎么能这样轻易就忘掉那些血的历史教训呢!


    同崩得分子、Dashnak分子、PPS分子[3]、以及格鲁吉亚和其它孟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布尔什维克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俄境内一切殖民地民族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阶级组织,不仅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毅然决然地断绝一切组织上的联系,在反对这些政党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且通过工人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以争取对农民的影响。今天,我们或许应当事后承认这样做是错误的吧?我们在这里不是犯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 的错误吗?在有关这些被压迫、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的问题上,我们不是跳越了和国民党相应的发展阶段吗?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理论,把PPS、Dashnak-Tsutiun、崩得等等说成是各个阶级在反专制和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的跨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这真不费吹灰之力!这种历史教训怎么能够忘掉呢?


    甚至在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应该清楚知道——作为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资本家和自由派归根结蒂甚至要比他们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在1898年的建党宣言中,我们党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4]。这个历史“规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来自取消派阵营的一钱不值的政客们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诺言,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器。”[5]


    这个列宁主义的论点对整个东方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纲领无论如何必须给这个论点一席地位。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四阶级联盟”这个招牌下实行统治的时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表现为“左派”汪精卫的汉口政府(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进行 “独立”统治的一种试验。俄国的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给他们那种短命的“专政”赋予了一种公开的双重政权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由于历史一般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除了一九二五年以来国民党实行的那种专政以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它的“民主专政”。无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统一状态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无论中国是否会重新四分五裂,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使尽其它一切办法以后——明确无误地把领导城乡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提出了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口号。广州起义就是对这个公式的回答。这次起义尽管很不成熟,尽管它的领导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的帷幕,说得正确些,是揭开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帷幕,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


    在去年年底,为了竭力显示自己跟得上形势(以掩盖过去的罪行),莫斯科荒谬地以强迫手段加快了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了广州起义的流产。但是,即使是一次流产也能够使我们学到许多关于母亲的机体和妊娠过程的知识。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从理论上说是真正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和政治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试验。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吸收教训。


    根据《真理报》(第三十一号)的报导,广州起义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号被扯下来放在脚下践踏。但是,即使在蒋介石“叛变”以及后来的汪精卫“叛变”(不是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是背叛了我们的……幻想)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庄严地宣誓说:“我们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的工人已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宣布国民党的一切内部派系都是敌人。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根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一个党或一个派系,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它一起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把贫苦农民的运动争取过来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直接就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为了真正解决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就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真理报》刊载了下述报导:


    “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维埃发布命令,实现……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的控制……把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接着,又提到这样一些措施:“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大资产阶级的一切住宅实行没收……”


    由此可知,当权的是广州工人,而且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的纲领不仅包括一般地没收广东可能存在的一切封建财产,不仅包括实现工人控制生产,而且包括把大工业、银行和运输业收归国有,甚至包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没收资产阶级的住宅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尽管广州比上海、汉口和中国其它工业中心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针对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最初采取的步骤中,发现整个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进的措施。这个事实看起来虽然荒谬,然而却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革命的整个发展十分合乎道理的结果。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地产 (正如中国普通存在的那种地产),多数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城市资本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不存在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通、最受人憎恨的剥削者是富农兼高利贷者,是城市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实际上将不会出现我们的十月革命曾经出现过的第一阶段,即富农同中农和贫农一起、常常带头反对地主的阶段。中国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而且以后仍然会意味着是一场不仅反对少数真正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是一场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的起义。在我国,只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一八年年中)才出现贫农委员会,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只要土地运动一恢复,贫农委员会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反对富农的斗争将是中国的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然而土地革命并不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无偿分配土地(共产党对这件事自然要支持到底),本身并不能提供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出路。中国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更正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的垄断。这意味着要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仍然是它所能看到的不仅使它发财致富、而且使它真正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源泉,是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明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防止内部爆炸的安全活塞。正是这种情况,预先决定了中国群众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规模和极端尖锐性。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斗争的一切参加者都已经探测出并感觉到这个斗争潮流的深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起的巨大作用,及其直接依赖本国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掠夺方式,使工人控制生产的改良计画在中国甚至比在沙俄更难以实现。斗争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在起义胜利以后的那一天,就有必要首先直接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剥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曾经在俄国革命中预先决定“十月”成果的那些客观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以更为强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民族里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甚至比俄国的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更加不可调和。中国资产阶级直接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机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纽带,从数字上说,中国农民是一个甚至比俄国农民更占压倒优势的群体,但是,由于世界矛盾的挤压而苦难重重的中国农民 (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些矛盾会以何种方式解决),甚至比俄国农民更不能扮演革命领导角色。现在这已经不再是理论预测,而是在一切方面均已得到证实的事实。


    第三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根本的、同时也是无可争论的社会政治前提,不仅说明民主专政的公式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过时公式,而且说明尽管(更正确地说是正因为)和俄国比较起来中国极为落后,第三次中国革命不会出现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曾经有过的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时期也不会有;相反地,这次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最坚决地扫荡和取消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


    诚然,这个前景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究式的、直觉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错乱”不能由“托洛茨基主义”负责,而必须由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负责。这个规律特别适用于这一具体情况。


    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统治阶级瓦解的程度都完全足以提供这种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类的人作为特使派到莫斯科去,并且通过胡汉民之流来敲共产国际的门,正是因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它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力图得到保障。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会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硬逼着他们那样干的话。倘若共产国际奉行多多少少算是正确的政策,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的结果事先就可以确定的——中国无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人,而农民战争本来也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支持。


    如果在北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组织苏维埃 (群众出于本能是一心一意希望这样做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取得必要的基础和一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开端,使农村的零星起义者团结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队,瓦解敌人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的适当领导下在这些不平凡的年月中成熟起来,并取得政权——即使不是立刻在整个中国,至少是在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政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党。


    但是,正是在领导方面出现了荒谬绝伦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灾难。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权威,所有这一切代表的力量先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然后又支持汪精卫充当土地革命的“领袖”。在践踏了列宁主义政策的根本基础和折断了年轻的中共的脊骨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确保了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将战胜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米留可夫将战胜中国的克伦斯基,而英日帝国主义将战胜中国的米留可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中国发生的情况,其意义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一次全会怎样评价(包括广州起义的经验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呢?它概括出什么进一步的前景呢? (一九二八年)二月全会的决议是了解纲领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应部分的关键。在中国革命方面,决议说:


    “把这场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在把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的同时〔?〕,又想跳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种预向是一个错误,其性质类似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所犯的错误。”


    自从列宁不再领导共产国际以后,即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思想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对“不断革命”进行斗争。那末,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官方代表——一个带着特别指令被派去的领导人——碰巧都犯了(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因之被放逐下狱的)同样的“错误”呢?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斗争己激烈进行两年半左右。当反对派指出中共中央旧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下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评价被宣布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宣布为无可指责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一致赞同下宣称: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一致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6]


    但是,尽管“成就非凡”,当事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逻辑暴露出来,使革命遭到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甚至更可怕的失败时,过去毫无瑕疵的中共领导层就被重新评价,被称为孟什维克,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被撤销了职务。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新的命令,说新的领导层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刚刚出现一次新的严重考验,立刻就发现新的中共中央犯了(正如我们不是在言词方面而是在行动方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倒向所谓“不断革命”立场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代表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实在费解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革命的真正发展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细谈为了混水摸鱼而在一九二四年炮制的关于一九○五年“不断革命”论的神话。我们仅限于考察一下这个神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破产的情况。


    二月决议的第一段话——前面引用的一段话是从这里来的——说明它之所以对所谓“不断革命”采取否定态度是出于下述动机:


    “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论从经济观点(土地革命和废除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建立民族独立)、还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


    关于动机的这一陈述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矛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说过,中国革命必须使中国有机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这个目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革命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方面,而是继续开展,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要继续毫无间歇地(即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把中国引导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不断革命”这个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一方面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却否认革命的不断性呢?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坚持说——,无论是从土地革命的观点、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因此,决议得出了“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结论。事实上,“当前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疑是想要说明:中国革命的重新抬头(也就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即使作了这种修改,这种推理仍然是建筑在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完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导致革命的一切国内和国际问题全都没有解决——农村的农奴制度,旧的官僚制度,战争问题,以及经济崩溃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不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且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力图向列宁证明“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竭力反对后者在一九一七年进行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从它的基本考虑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仅仅是抄袭了机会主义者针对列宁的革命倡议提出的反对意见。


    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不仅从经济和民族观点来看,而且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都尚未完成。这只能意味着,即只要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来掌握舵盘,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指示说明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府。


    最近两年当中,苏维埃的口号被认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是只有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容许建立苏维埃 (斯大林的“理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但是,当广州的苏维埃革命爆发时,当这次革命的参加者作出结论,认为这正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的时候,他们却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难道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党吗?难道这是帮助它解决最重要任务的方式吗?


    为了摆脱绝望的境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仓猝万分地提出了最后一个论据——取自帝国主义的论据。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似乎“……更〔!〕具有危害性,因为这种提法取消了〔?〕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


    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将由某种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予以推翻。然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把“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拖出来是为了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涂脂抹粉。这个论据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意义。但是这个唯一的“意义”,我们已经在《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一章中充分加以考察,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个题目。


    为了取消最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奴役形式、取得民族解放、统一全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一场广泛的、艰苦的、流血的、持久的斗争。但是,正如事态发展已经说明的那样,恰恰是这种情况使将来的革命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甚至半领导地位。中国的统一和解放在今天是一项国际任务,其国际性程度不下于苏联的生存。这项任务要得到解决,就只有由被践踏的、饥饿的、受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决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理机构,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走卒在内。而这正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别的道路。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列宁就向那些指责他采取了“不断革命”立场的反对人士解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双重政权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来他又解释说:在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个专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时期里,全体农民和工人一起实行了土地革命,而工人阶级则尚未着手没收工厂企业,只是试行了工人监督。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专政”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一切页献——使双重政权流产。至于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十分健壮的婴儿,但是起产婆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被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实际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又分解开来。半政权性质的空壳暂时被委托给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而土地——民主革命的真正核心则属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这种辩证分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不理解的。他们机械地谴责任何“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做法,力图用决议来指导历史过程,从而把自己赶入了政治死胡同。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理解为通过“民主专政”实现土地革命,那末十月革命本身正是大胆地“跳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岂不是应当因此对十月革命加以谴责吗?


    那末,在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高表现、事物的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为什么在中国就必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呢?毫无疑问,这同把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之流的理论——布尔什锥主义二十年来在俄国不断与之斗争的理论——宣布为适合中国情况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但是,是否根本不能把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呢?我们的答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纯粹按照模拟(俄国)的方法(为中国)订出来的,但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模拟,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模拟。如果我们找到适当的门径,拿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就曾经很好地使用过这种对比法。不仅如此,列宁并不是事后而是事前这样做的,仿佛他已经预见到这些不肖子弟将来的错误。在无数场合下,列宁不得不为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尚未解决、却胆敢夺取政权!)进行辩护。列宁回答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尚未解决),所以要这样做(夺取政权)。在反对夺取政权时,博学的先生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尚不成熟。对于列宁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7]。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他针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写道:


    “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8]


    年轻的无产阶级在自己成长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拿起扫帚,把封建野蛮和一切垃圾从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清除掉。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列宁看到了使俄国和东方各国更接近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要以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列宁式对比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必须说,从“国家的政治性质”的观点来看,在中国通过民主专政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都被尝试过了:首先是在孙中山的广州;其次是在从广州到上海的北伐道路上,而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为结束;接着是武汉,那里的国民党左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成是土地革命组织者,实际上它是土地革命的刽子手。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它属于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初阶段。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派”的作用已经受到彻底考验以后,在“民主派”将会(在未来的阶级战斗中)起比过去更大的工农刽子手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经无可争辩以后,现在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过是为了替国民党的新变种(民族统一战线?)留条后路创造条件,也就是为无产阶级准备新的绞索。


    为了完整起见,让我们追叙一下列宁对相关话题发表的看法。当1917年某些布尔什维克时坚持以所谓“真正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联合执政经验对抗时,列宁曾简洁地说道:


    “现在谁只是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就是脱离了生活,从而在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作为革命古董送到博物馆去(可考虑起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档案馆)。”[9]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今天说的。


    当然,我们绝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现在立刻起义夺取政权。步调完全取决于环境。1927年惨败的后果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消除的。现在,革命正在退潮。无数人民正在遭到处决、商业和工业危机在中国猖獗一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那些半吞半吐的决议和关于革命攻势迫在眉睫的吵嚷只能是罪恶的轻率行为,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在三次重大失败以后,一场经济危机并不会激发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是使无产阶级意气消沉——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已被压榨到油尽灯灭的程度了——,而反革命政府的屠杀政策正在摧毁这个政治上被削弱的党。在中国,我们正进入一个退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在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扎根,用批判的方法教育自己,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建立和巩固坚强的组织联系,在农村建立组织,领导和统一工人和农村贫民进行的局部的、起初是防御性而后是进攻性的战斗。


    什么东西将会扭转群众运动的局面呢?什么情况会使站在千百万群众前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必要的革命推动呢?这是无法预言的。未来将表明仅仅依靠内部的变化过程是否就够了,是否有必要增加外来的推动力。


    现在有足够的根据设想,由于领导直接错误造成的中国革命被粉碎,将使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克服目前在中国猖獗一时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将以工农遭受更沉重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这个“稳定”局面将使工人再次聚集起来,熔铸为一体,恢复他们的阶级自信心,从而在后来使他们和敌人发生更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在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势出现新的高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谈论土地革命的前景。


    不能排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可能以一种大为压缩和修改的形式重新再现已经过去的几个阶段,举例来说,可能出现某种新的、仿效“民族统一战线”的东西。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将仅足以使共产党有一个机会向人民大众提出和宣布自己的“四月”提纲,即自己夺取政权的纲领和策略。


    然而纲领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怎样说的呢?


    “在这里(中国)只有在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以后,只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的结果,才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换句话说,过去经历过的一切“阶段”都不算数。纲领草案预见到的仍然是那些已经被拋在后面的东西。所谓尾巴主义的提法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它为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敞开了大门。由此可知,掩饰旧的错误必然会为新的错误铺平道路。


    如果我们带着已经过时的“民主专政”蓝图,进入以比前次高涨大得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新的高涨时期,那末,毫无疑问,第三次中国革命就会和第二次革命一样被导向毁灭。



    注释:


    [1] 据英译本注,这里指的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进行的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记录》,第一卷,第406页


    [3] 据英译本注:Dashnak(即Dashnak-Tsutiun)和PPS(波兰社会党)是亚美尼亚和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译者注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译者注


    [5] 参见《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14页。——译者注


    [6] 《记录》,第205页


    [7]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8]同上书,第432页。——译者注


    [9]参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5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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