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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一号文件:谁的供给谁的侧?
时间:2017-3-14 15:31:00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桑原 浏览: 1610

    食物主权按 关于今年一号文件的解读可谓是层出不穷,但不同于前几年的一号文件,今年的一号文件因其含糊性,确实让不少局外人犯迷糊。本文作者独具慧眼指出了一号文件中存在的六个重要的疑问。例如,虽然文件通篇在强调“供给侧”改革,但对于“究竟谁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们依然云里雾里。作者也以其犀利的笔锋点出了文件中明显的“话语与实践的背离”。虽然呼吁要发展“绿色农业”,但这个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和具体实践之间更是严重背离。在当前外国农产品压境、外国农业资本巨头加紧在中国抢占地盘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农业体系”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不是靠一堆词汇的堆砌就能解决的。农业政策的顶层设计者也应该俯身下去,听听民间的声音。

    当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政策解读也许只能由政策的书写者进行。这类解读通常会告诉我们政策很好、很完美,但是局外人可能依然搞不懂(当然不是全部搞不懂)政策究竟说的是什么,又要干什么,以及会带来什么。今年的“一号文件”大概就是这样。在细读了文件并看了部分权威者的解读之后,我依然有许多犯糊涂的地方。这里把我所认为重要的疑问写出来,求教于中农办和农业部的顶层设计者。

    第一个问题:究竟谁是供给侧?

    今年的文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提法似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文件并没有交代究竟谁是供给侧。我最初望文生义地认为,它是指供给方,也即乡村的农民或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但细读文件后感到似乎不是。于是被迫求助于一些媒体给出的解释:“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有的还说它包括制度供给。这就越发使人糊涂。原来它所指的并不主要是农民这个主体,而是包含了众多的主体、客体或要素的大杂烩。至于其中的主体,按照某位好事者的归纳,文件涉及的农业主体包括多有交织和重叠的三大类29种,三大类包括个体类、集体(经济组织)类,以及企业和集团类,也即把小农和资本都纳入了其中。

    但农民这一最庞大的主体是否也是最重要的供给侧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又该如何改革?是只能被动地接受设计者所推行的改革吗?

    第二个问题:除了提高收入,还要做什么?

    如同以往的13个一号文件一样,今年的文件同样强调要提高农民收入,却忽略了如何减少农民的支出或支出的压力,从而也就忽略了农民的收支平衡问题。提高收入当然不会有人反对,但是也要看到,以中国目前的人地关系和产业状况,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的余地比较有限,增收空间同样存在着“天花板”。

    与此同时,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一是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二是相对于农民自身的支出。即便农民收入提高很快,但如果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更快,农民自身支出的压力增加更快,也就只能反衬出农民的收入更低。因此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做文章,既要增收,又要减负,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减法当然并不是要人为地拉低城镇居民的收入,而是要降低农民面临的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农民的攀比消费、人情负担和高价彩礼,也来自于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以及与“逼农进城”相伴的房价高涨,让许多农民越来越入不敷出、身心交瘁。就此而言,目前减负比增收更重要,也可能更容易见效。作为压力的重要“供给侧”的政府,对此应该有所醒悟。

    第三个问题:需求侧要不要改革?

    农业问题涉及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关系。鉴于农产品的不安全问题已成心腹之患,不可持续性也已昭然若揭,改革供给侧当然是前提。但同时也要看到,21世纪的中国已经步入消费社会——即大量消费和高消费的社会、靠刺激消费来拉动生产的社会,其中的某些消费已经超越了基本需求,属于过度消费或奢侈性消费,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

    比如,中国近两年的肉类产品已达8700万吨左右,人均超过60公斤,它包含了近12亿头猪、近3亿只羊、5000万头牛和130亿只畜禽,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不言而喻。在如此巨量的消费中,有多少是不合理的?降低一些是否会降低国民的营养水平和身体健康?是否需要提出总量控制目标?忽视这类问题,意味着将不合理的需求合理化了。文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引导扩大生鲜乳消费”,是否会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压力?进而,在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强调要“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包括为供给侧减压。其中减少需求侧的不合理需求甚为重要。这些需求经常是人为制造的,甚至是政府有意为之的。在顶层设计层面,无论绿色农业还是生态文明,都不应该叶公好龙。是否有必要重提节俭、节约的传统并予以制度化?这肯定不符合“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逻辑,却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第四个问题:“绿色农业”与其他目标打架吗?

    似乎是为了做到系统和全面,政策设计者试图把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装进一号文件的筐子里。其中既有小范围实践中取得了成效的经验,也有观念层面看似“先进”的东西。但是,就其主打的“绿色农业”这一大目标而言,许多提法实质上是与它冲突的。

    强调专业化、一村一品,甚至“一乡(县)一业”,是否忽视了生态健康所需要的多样性,也忽视了连作障碍?从寿光的蔬菜基地,到新疆的棉花种植,乃至于东北的水稻种植,其可持续性和长期的生态影响都值得警惕。

    至于“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速冻食品”,“大力推广生产基地+中央食堂+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之类的鼓动,似乎只能拉大从田头到餐桌的距离,强化各种添加剂的投入。

    另一个缺陷是忽视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断裂,不假思索地强调专业化、规模化,而忘记了正是诸如此类的“化”消解掉了农业内部的循环性和有机性。绿色农业应该主要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现代经济学的教条或逻辑进行规划,“小而全”在经济学看来可能是有缺陷的,但在生态学看来是健全而又稳定的。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土地确权”?

    自从2014年开始,“土地确权”已连续四年写进一号文件。去年的一号文件还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完成土地等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但不清楚顶层是否知道,自打这项政策提出之后,就招到了农民、基层干部和部分学者的反对。农民埋怨是“吃饱了撑的”,干部认为是劳民伤财、制造矛盾,学者则质疑是为了“方便拿地”,甚至是为将来的“土地私有化”做铺垫。

    面对诸多反对的声音,政策设计者并没有给予可信服的回应,相关文件说它“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让人不能不想到纯属忽悠。尽管如此,今年的一号文件仍然执拗地将其写入,并且强调要加快推进、扩大整省试点范围,农业部则已经决定今年扩大到28个省区。这种强行推进的做法违背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准则,令人费解。坦率地说,我是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方便拿地”“私有化”之类的“阴谋论”的。但是,政策的书写者有勇气站出来予以否定么?

    第六个问题:中国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业体系?

    一号文件通常被看作涉农政策的“纲领性文献”。但是综观诸多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许多明确的政策目标,却始终让人看不到纲领。对作为手段的“改革”的频繁强调,并没有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我是在“盈利目的的普遍化”这一客观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究竟要构建或最终可能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业体系?

    我最关心的是,对于人地关系仍然高度紧张、同时又进入了全球竞争时代的中国农业而言,“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这样的指向,是否要把农业和仍然以此谋生的近6亿乡村人口全部推向全球竞争的市场?

    在强调“规模经营”“产业化”“现代农业”等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真理”的同时,是否也有必要为自给自足型、自得其乐型的农业保留一席之地?

    鉴于农业是不同于工业的生命再生产的活动,是能够与自然保持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休闲农业”与农民靠农业“休闲”也并不相同,顶层设计者似乎应该明白,你可以不顾或者回避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主义,却不应该完全用市场的逻辑去改造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并由此铸造出一个看似高大上实则隐患无穷的“现代农业体系”。

    这样说有些抽象。那就回到具体的问题:当你试图住进或者已经住进了带有小花园的大别墅,就不应该再绞尽脑汁地忽悠亿万农民退出他们带有小菜园的宅基地。否则,只能让人想到伪善、伪装,以及并不那么高级的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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