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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文化的精神内核:从打工博物馆说起
时间:2016-12-25 8:42:0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张杰 浏览: 2639

    关注新工人权益的人大多对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有所耳闻,它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由新工人艺术团的孙恒、王德志、许多等人组织成立。工友之家在2005年入驻皮村之后,先后创建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者子弟小学、同心农园、工人大学等多家公共服务机构,并于每年举办打工春晚,在社会各界引起过广泛讨论。这一些列的组织是基于新生代工人的自觉,旨在建立一个工人文化社群,以互助和文化教育的方式,维护打工者权益。工友之家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前来开设文学课堂和其它形式的服务。然而,在隆冬时节,传来了工友之家因和当地村委会之间的矛盾而被迫迁出的消息,目前已被断电,社群里的人不得不忍受天寒地冻。因种种原因,北京五环和六环间的城中村皮村聚集了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这里有外地人口大约两万人,工友之家在此成立的意图也是立足于打工者聚集区为工人服务,若是被迫迁于别处,其存在的意义则会大打折扣。此消息传来后,关注工友之家的众学者纷纷发出呼声。

    在研究过位于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张杰看来,如果说新工人暂时还无法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在经济领域改变与企业之间存在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那么这些生机勃勃的新工人文化实践或许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言说形式。

    2016年8月5日,因对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产生好奇,遂从天津前往皮村参观。坦白而言,从小在北方农村长大、在西部地区也曾生活数年的我对该村外观之“简陋、凌乱和不便”并不震惊,倒是参观结束后在紧邻一家山西面馆吃饭时跟店老板的谈话让我记忆犹深。她说店面刚开两个月,但周末他们一般都会去工友之家看电影,我由此对文化对打工者、对整个社区民众的影响有了初步的感知。10月1日,“丰收·大地民谣”音乐会在平谷举办。歌手中有位叫路亮的年轻人,他曾在博物馆接待过我;在音乐会当天,他作为主厨为所有与会者准备午晚餐,脱去围裙后又马上登台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其角色转换从容、自然、自信,令人印象深刻。孙恒、许多的演唱更是引领全场达到高潮。我不自由自主地感觉到,他们是跳动的音符,是火,他们对精神家园有着那么强烈的渴求,他们身上有最最难能可贵的品质。而围绕在工友之家的人们,毫无疑问是快乐的、团结的。

    在开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之前,孙恒等几个在北京务工的文艺青年先是组建打工艺术团,免费去建筑工地、工厂为工友们义务演出。在与打工者的这种长期深入交流中,他们意识到打工者对一种群体文化的迫切需求。于是,他们于2002年组织成立了北京工友之家,并确立了立足社区的工作方针。

    雷蒙·威廉斯对“社区”概念高度重视。在《社区的重要性》(1977)、《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1985)等文章中,他认为政治的概念应该重新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一种积极的政治应该是“要重新建立社区政治的思想”。在他看来,“社区”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邻里”,它不仅只是距离上的邻近或地理归属,是人们一直生活的地方,更是一系列的义务和承诺,人们在其中要承担社会责任,在经济、社会和人文关怀方面会有持久的投入。作为一家民间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自2005年进驻皮村后,北京工友之家先后创建了打工同心实验学校、互惠公益商店、同心女工合作社、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社区活动中心、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同心农园等多个社区服务机构。事实证明,这种立足社区的工作方针是其蓬勃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石。

    与广州、深圳农民工博物馆位于其城中村有所不同,距市中心三四十公里、位于东五环至东六环之间的皮村属于典型的城边村。据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所言,皮村“本地人口大约1400人,外地人口大约2万人”,其空间分布、人文面貌之拥挤可以想见,由此可能会造就一个精神、气质上四分五裂的社区。北京工友之家由此认为,应该将文化作为社区的核心与灵魂,将社区作为文化的空间和现场,努力构建一种“新工人文化”。

    对此,吕途是这样阐释的:首先,从文化的主体性来说,新工人是主体,包括所有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应从打工者的视角出发,表现打工者的立场、生活与诉求。其二,从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来说,新工人文化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应尊重劳动,维护劳动者的尊严,反对资本文化、资本霸权。第三,从新工人文化的功能来说,工人需要面对现实,承担改变社会的理想与责任,而不是在网络、游戏或电视剧中逃避和麻木。因此,北京工友之家并不局限于关注工人的工资待遇、物质窘境或维权之困,而是更重视新工人的文化诉求,重视文化对新工人思想与命运的改变。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重塑新工人的文化主体性

    我们会看到,“新工人文化”的理念被完整而具体地体现在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一具体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之中。首先,博物馆本身由一些热爱文艺的打工者与作为志愿者的大学生亲手搭建,体现出一种合作、团结的非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与传统博物馆“自上而下”之经营模式不同,民营性质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官方话语、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这种种前提决定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充分而自由的主体性。

    其次,建馆的初衷是基于农民工自身的诉求,是真正完全自发自觉的民间博物馆。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工基本是作为“沉默者”、被遗忘的生产者而存在,这一主体尚未获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这句口号体现出打工者对自身历史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强烈需求。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较之广州、深圳、四川金堂这三家由政府主导运营的农民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努力保持其原生态、本真性。简陋的空间缺少现代化光影的色彩流离,但也包含多个内容丰富扎实的展厅,主展厅常年展出“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另有女工、儿童、打工者NGO和主题展厅等多个分展厅。这些全部由打工者捐献的藏品包括:十几本来自广州、广西、北京等地的暂住证(相较于广州农民工博物馆,某打工者为其捐献了10本暂住证,只展出1本)、罚款单和被收容证明,甚至还有广州某工友在“故事墙”上写下的留言,“我在洗澡的时候被强行拖出来查看暂住证,在一切手续都齐全的情况下还被莫名罚款了200块。当时绝望极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富士康跳楼女工田玉在不幸身残之后借以谋生的自制拖鞋,被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各式校服,工人的工伤证明、超长加班记录单,等等,“这些物品就像城市中被深埋的管道,它们一直存在着,却不被历史书写、记忆”。

    这个社区博物馆却并非止步于书写、记忆,也就是说,它并非只是对历史的陈列、断裂,它更是与当下的互动、共生,与观众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或者说渗透到观众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孙恒等人的设想中,“打工文化博物馆一方面的功能,是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用实物、文字、档案等构筑起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发声空间;另一方面,则扎根于皮村社区,服务于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直接诉求,并以凝聚社区认同和促进成员沟通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因此,博物馆另设公众阅览室、电影放映厅和新工人剧场,并成立文学小组、话剧小组,甚至哲学小组组织工友进行理论学习;通过自办《皮村报》、编演话剧、拍纪录片、开设社区讲堂,为打工者提供多样化的创作与信息渠道。

    从其近年来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个由草根阶层自发创办的免费公共文化空间生产出惊人的能量和影响力。2009年至2013年,打工艺术团在皮村成功举办了四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2012年以来,打工春晚成为北京工友之家的年度盛会。文化被营造为皮村的整体性生活方式,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此过程中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发挥的重要功能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当代“新博物馆运动与实践的核心所在”。

    不过,皮村的拥挤、凌乱之状通常会令初至者惊愕,这样一个亟待开发却又被严重边缘化的地区,某种意义上恰与农民工亟待得到身份认同却依然缺失城市权与生存空间的现状相类。在此意义上,通过张扬打工者的文化主体性,呼吁社会尊重新工人的劳动价值与劳动尊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不仅成为其所在社区的文化中心,它甚至还成了“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这样的群体或许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共通的阶级意识。另外,港台、泰国等地工人亦开始出现在打工春晚,或可印证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言的“草根全球化”之趋势。

    工友之家: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有机场所迄今为止,北京工友之家已有14年历史,其间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作为新打工者的代言人,其服务宗旨始终坚持,“致力于服务于打工者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提倡互助合作、团结友爱、立足社区、奉献社区,为促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服务;致力于改善打工者生活状况;主要是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维护打工群体的权益”。

    单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来看,即可知北京工友之家的上述宗旨绝非空言。这个机构对打工群体的现状有着超越于这个群体本身的深刻认识,他们认为,当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就失去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网络的支持与保护,而资本主义企业文化的本质和目标是“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在文化上压迫工人”;打工者被单一地视为被雇佣者、劳动力,其作为完整的人的需求包括对亲情、对归属感、对教育与文化的需求都会被压制和忽略。在这种情况下,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感严重缺失,往往会以一种消极的“过客心态”放弃对居住权、子女义务教育权等城市权利的要求,以及作为公民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雷蒙·威廉斯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功能由此被进一步突出;不过,对北京工友之家的发起人、参与者、志愿者来说,文化更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从一个人在北京地铁孤独地宣泄、卖唱,到成立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进行集体演出,个体找到组织,自我表达转换为表达群体;从单纯以文艺演出反映工人被压迫的状态,以艺术家的姿态、旁观者的角度为劳动者歌唱,到以社区为立足点,以劳动者的身份确立自己的立场,以文化作为凝聚社区的灵魂;从免费为劳动者表演、单向宣传,到让劳动者意识到资本文化、消费文化的危害,进而主动成为参与创造新工人文化的主体。在此过程中,文化始终是新工人反抗社会不公的资源与途径,文化的功能被充分彰显且日常化,更进一步,文化成为确立新工人阶级身份的重要标志。这种转变过程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主题展厅历年的展览内容中可见一斑:2010年-2011年,主题为“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2012年-2013年,主题变为追问和质疑“新工人——家在哪里?”相对而言,这两次主题展均集中探讨打工者的物质境遇。2014年5月至今,主题更新为“新工人的文化和实践”,集中探讨工人文化的本质,展示全国各地劳工机构的文化实践。可以说,以上诸种文化实践活动的自然生长、拓展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思想,蕴含着“对文化民主的政治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践活动并非单纯地关注文化教育、文化艺术创作与文化娱乐休闲,而是在建立新工人群体文化这一整体目标指导之下,在政治、经济、教育、人际关系等方面展开多样化的斗争。北京工友之家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的管理方式会有意地阻止工友之间的互助和团结,为此工友之家组织了由金盏乡工会主管的社区工会,提倡“劳动文化价值观”对精神解放和意识改造的作用,由此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微型社会结构。机构中的王德志则负责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同心农园等社会企业,这种社会企业不以赚钱为根本目标,而是坚持互助互惠理念,将社会上捐赠的衣物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弱势群体,同心农园的收入则是返归农园建设,支持免费的社区工人大学之运行。因此,在皮村社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和管理的关系”,而是“有可能产生互助的关系”。在吕途看来,这种互助、平等的关系由此孕育了一种“团结经济”的可能。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团结经济”追求经济正义、社会正义,以“合作、团结、分享、参与”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的共赢、共存,这种团结经济因此可能会推动实现另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经济体系。王德志本人甚至预料到一部分社会企业转化成合作社的可能。如果再考虑到皮村社区中其他免费或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如同心实验小学、工人大学、打工艺术团,连同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为核心的社区文化中心,这种预料在未来或将有实现的可能。由此,北京工友之家将皮村这一具体的地理空间变成了一个对社会关系不断进行再生产的有机场所。它融合了物质的(“散漫的、未经规划的建筑”),想象的(知识分子、新工人及其他阶层对其的想象、意识)空间,进而形成了一个爱德华·索亚所言的“第三空间”。这一空间的目的“不是旨在维系和巩固空间性的诸种社会实践”,而是“旨在深刻地重构并剧烈地革新诸种社会实践”。

    与知识分子联合,以文化作为言说形式同时,新工人文化实践活动的努力也并非仅局限于新工人之间。发起人孙恒本人毕业于安阳师专,在去北京打工之前曾经是开封四中音乐教师,可谓知识分子阶层。沈金花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作为北京优秀毕业生,她拒绝了去香港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全力以赴投入同心实验学校的儿童教育工作。吕途曾任大学副教授,是毕业于欧洲某高校的社会学博士,自2007年加入北京工友之家之后主要从事新工人研究和培训工作。多年来,吕途或亲自打工,或走访各地工友的家庭、工作场所,以一对一的交谈方式了解新工人的物质、心理与文化需求,并以独特的“拼图研究法”将零碎的访谈内容汇聚、归纳为这个群体的现状与命运。另外,他们与大学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不断有高校教师、学者、大学生、文化艺术人士作为志愿者、赞助者或参与者接触北京工友之家。众多学者、理论家则对工友之家的活动进行理论的提升,帮助、指导或参与其社会行动,与之展开关于城乡关系、新工人未来等问题的严肃探讨。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提及,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人类学系的博士生战洋实地考察了皮村,将其作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汪晖、战洋、张慧瑜、刘忱等学者均为吕途的著作撰写序言或评论。作为“三农”问题的著名专家和学者,温铁军、李昌平等人定期对北京工友之家进行指导、监督和评估。郭春林、孟登迎、张慧瑜、黄灯、刘忱、沙垚等学者积极参与工友之家的各项文化宣传、社区讲堂等活动。

    所以,工友之家成功的社会基础在于它有效地实现了一种阶层间的联合或曰联盟,而这是索亚在“门卫正义运动”(Justice for Janitors)、洛杉矶巴士乘客联盟案等地区民主化实践中发现并不断加以强调的(可参见其《后大都市》、《寻求空间正义》等著作)。如果考虑到,20世纪“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成并非单纯地由工人们自身完成”,“除了政党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那么既然新工人群体中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介入或者说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既然新工人的文学作品、音乐、话剧、纪录片、博物馆等形式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那么这个群体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领域,并且打破其一贯的沉默状态,或许将是未来不久即可见的事实。尽管汪晖先生认为,新工人的自我意识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是,不可忽视近年来新工人在利用网络与纸质媒体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如皮村工友之家创办“大声唱”和“新工人网”等专门面向新工人的网站,利用中华支教网等网站招收志愿者,同时也通过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努力发声。

    在此,可从空间正义和城市权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当下的这种文化结合。新工人争取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文化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争取列斐伏尔和索亚所倡导的城市权,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其实是“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和全人类的权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新工人的政治诉求、经济利益与文化建设其实是与其他社会阶层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的。如若忽视这些诉求,必将引发深层的社会危机。孙恒本人在一次题为《乌托邦成长于当下》的发言中就提出,“对于新工人群体,我们认为未来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将成为一个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不仅对中国的未来,他也将影响着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发展”。

    另外,吕途等研究者提出,很多新工人认为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由于职业和空间的频繁流动性,他们不仅会容忍恶劣的居住环境,对可以改善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也不会尽力争取,表现出一种逃避和怯懦姿态,而这恰恰助长了资本霸权的胜利。不过,反面视之,这种经过三十多年城乡隔离方才实现的空间流动之自由很大程度上也赋予了新工人前所未有的能量,尽管其职业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制造业、工业或服务业,其社会网络局限于由乡土社会而延伸至城市的关系网,其生活状态更多呈现原子化、单面化之可忧格局,但是这种频繁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移动性既是对相对稳定的乡村结构的一种冲击,亦促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不断开阔、凝聚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自觉。

    李佳在其《从皮村开始:关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中指出,“在孙恒看来,在中国两亿多人逐步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造就大量类似于皮村的打工者聚居区域,他们在这里会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及组织,而皮村的尝试与探索正是团结群众争取社会资源、调动基层力量自我建设社区文化的先声”。的确,目前北京工友之家有很多同类合作伙伴,如北京的“协助者”、“木兰花开”、“同心希望家园”,武汉的“新晨工友家园”,长沙的“工之友”,西安的“工友之家”,厦门的“国仁工友之家”,天津的“国仁工友之家”、杭州的“草根之家”、苏州的“苏州工友家园”,等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皮村工友之家的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相当的辐射、吸引和影响力。打工春晚自第二届起就离开皮村,转战其他大型场馆,这绝非基于商业化考量,而是因为有这些同类机构或其他各地工友不惜请假、辞工前去参加,其表演人数、规模扩大所致。就打工文化发展势头而言,它已经不局限于分散流离的个体创造,而是如刘忱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逐渐在精神上集聚、靠近,互相扶持、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群体行动”。如果说,新工人暂时还无法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在经济领域改变与企业之间存在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那么这些生机勃勃的新工人文化实践或许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言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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