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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兹:当前经济危机预示可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
时间:2016-12-5 10:13:00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大卫·科兹 浏览: 1819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之所以长期关注经济危机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危机可以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它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构想。本文借鉴SSA理论分析了当前经济危机对今天可能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的启示。

    一、当前经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

    资本主义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一种是经济周期性衰退,尽管经济活动的低迷给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它也是一种自我纠正。“自我纠正”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会使经济衰退结束,并让位给经济扩张,而无需任何制度性变化。凯恩斯类型的国家反衰退政策措施可以加速衰退的结束,但即使没有它经济衰退也会结束。

    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即结构性危机。有人认为,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不同寻常的经济周期性深度衰退。由于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再次开始扩张(尽管进展缓慢),许多分析家据此声称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有人警告说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双底”衰退,但这曲解了当前经济危机的性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陷入结构性危机的泥沼之中。

    结构性危机在两个方面不同于经济周期性衰退。首先,结构性危机不只是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之类的经济活动指标在量上的下降,而是较长时期里经济的相对停滞和不稳定,就像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过的危机那样。结构性危机通常开始于经济衰退,但它涵盖的周期更长,包含一个或多个经济活动的上升阶段。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933年到1937年都在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以持续的高失业率、不景气的私人投资以及经济不稳定为标志的结构性危机。经济活动本身的好转,并不一定标志着结构性危机的结束。

    结构性危机区别于经济周期性衰退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前者不能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或者通过国家的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只有通过重大制度重构才会结束。结构性危机标志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为资本持续带来高利润和为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提供架构的能力的终结。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危机需要改变特定的劳资关系形式、资本竞争的性质,以及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它大大影响了前三种关系。这种结构性危机的观点是建立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SSA理论基础之上的。

    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呢?资本主义从来不是只作为单一的资本主义存在的——它总是在每个时期和每个国家采取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通常能带来20-30年的高利润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扩张。最终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内在的矛盾变得尖锐化,削弱了它继续促进高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能力。

    例如,二战后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25年的高额利润和稳定的资本积累,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或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已经构建起来了,也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高度统治,国家对国内和全球经济中的市场活动放松管制,大公司之间不受约束的竞争,解除管制的金融部门大大脱离了生产部门,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约25年的高额利润和长期经济扩张。始于2008年的当前危机不是一个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对劳动的完全统治,这对利润是有利的。然而,要实现利润,产品就必须被出售,从长远来看,就需要一些人支出大于收入,而能够通过借贷进行消费。资产泡沫——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泡沫和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家庭财富增长的源泉,以此为担保家庭可以借入资金来用于消费支出。放松管制、追逐风险的金融部门既通过提供用于投机的贷款推动了资产泡沫,同时也愿意向以因此而形成的资产泡沫财富为基础的家庭提供借贷。美国股市在2000年的崩溃造成了经济的衰退,但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使消费者大肆支出促成了2001年之后的又一次扩张。房地产泡沫在2006—2007年间开始紧缩,导致了美国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急剧下降,并且造成2008年经济的陡然衰退。由于美国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最后的消费者,它对大部分全球经济需求的迅速下降,就引发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追逐风险的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的资产泡沫造成了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没有呈现出任何迹象的美国家庭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稳步上升,在2000年以加速度增长。其结果就是1980年到2007年间家庭债务相对于税后收入的成倍增长。只要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如此高的家庭债务水平就是可以维持的;一旦它出现收缩,推动利润和产出增长的家庭借贷的上涨也就结束了,因为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紧缩开支。

    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实际资本积累中起了核心作用,这一点不是通过为生产性活动融资,而是通过推动资产泡沫和向家庭提供不明智的贷款间接实现的。这种高度投机的金融活动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主要金融机构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借贷,通过增加它们的杠杆率来提高利润率。从1980年到2007年金融部门的债务相对于GDP显著增长了6倍。这一战略是有效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在利润总额中的份额迅速上升,2001—2005年期间达到公司总利润的34%—40%。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杠杆作用就会在同一时间逆向运行,金融部门持有的高风险资产的市值会急剧下降。这种双重打击使美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突然破产。

    当前的危机包括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恐慌与崩溃。中央银行支持银行和财政刺激支出来阻止实体部门的迅速衰落,这些强大的国家干预政策至少可以暂时中止衰退和恐慌。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解决2008年出现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促进利润增长和稳定积累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

    二、重构时期

    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当权者的最初反应都是试图通过政策转变和微小改革以恢复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活力。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都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与每种资本主义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尤为持久,即使在面对动摇其主张的事件时也是如此,比如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和稳定的,2008年金融崩溃就冲击了这一思想。

    在2008年秋银行面临破产、实体部门一落千丈之际,快速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有关理念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当提到救助银行时钱不是问题。然而,一旦银行被救助摆脱困境和实体部门停止崩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就会被大众媒体、主流政策分析家和政府官员大力重申。尽管有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仍大声疾呼财政紧缩,这迅速成为新的普遍认同的看法。

    这些倒退的政策不能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重焕活力。这些政策在英国、爱尔兰和希腊的贯彻执行只能加剧危机的恶化。在目前条件下的财政紧缩政策会使总需求下降,降低产出和税收收入,并倾向于增加公共债务的负担而不是减少。

    在目前阶段试图恢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运转的做法不可能持久。持续停滞将会引发社会抗议浪潮的高涨和政治的不稳定。甚至精英也会很快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微小改革不会有助于实现他们增加利润和促进经济稳定扩张的最终目的。如果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在短短几年内我们有望看到一场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斗争,这场斗争将把部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和群体卷入其中。也就是说,我们将很快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重大的制度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制度变革的方向不会轻易被任何少数群体所控制。

    任何政治经济规律都无法预测围绕制度变革方向展开的斗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根据历史经验,唯一可能预测的是,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之后,国家在经济中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前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它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场危机被二战后出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消除了。从当前危机中很可能会出现某种国家管制经济的形式,但它可能采取诸多不同形式中的任何一种。

    三、替代的可能性

    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经济结构调整,但所有国家不可能都采取同样的重构路径,尽管自由主义形式资本主义的崩溃所产生的影响迫使各地都要增强国家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每一种制度形式都是围绕着劳资关系的性质建立的,这也是它的核心特征。资本主义内部的劳资关系大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资本能比较充分地支配劳动,正如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下那样。第二种,劳资之间出现妥协,双方分享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正如在以前国家管制型的资本主义下那样。建立在劳资妥协基础上的最常见的制度结构形式是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地区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劳动战胜资本,这意味着将超越资本主义而通向社会主义,因为如果劳动完全主导资本时,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众运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民众运动仍然处于低潮,最有可能出现一种建立在资本家比较彻底地统治劳动者基础上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尽管资本家完全支配劳动者通常与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情况也不尽然,在未来也不一定是这样。资本家主导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有两种可能类型——法西斯主义形式和较温和的社团主义形式。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本家通过国家以及支配公司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工来调控经济,它们用同一种手段来解决劳工力量薄弱、工资停滞不前而利润却快速增长造成的总需求问题,即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需求问题。

    法西斯主义在这里是指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通过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或宗教团结来反对“其他”群体,以期找到支持强制性国家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个方面是幻想有望回到想象中的和理想化的过去。这种制度产生了与大资本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的、军事化的国家。上涨的军事开支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工资停滞所带来的利润实现问题,并会带来一段时期的利润上升和经济扩张。法西斯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往往会制造侵略和战争,尽管过去也有一些法西斯国家,如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存在了几十年也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大部分垄断资本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这种看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了威胁。法西斯式镇压势必会激发民众的抵抗,这些抵抗运动能够联合社会的很多阶层,并最终危及资本主义的生存。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最能保证资本主义长时期的再生产。在美国和英国等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文化并不太容易接受与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统制式的社会生活。

    资本家主导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较温和的形式是社团主义。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民主受到保护,而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有效地调控经济。要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需求问题,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政府支出。金融危机开始后不久,美国的一些右翼分析人士宣布放弃了他们先前所反对的“大政府”的主张,转而支持关乎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补贴的庞大国家支出计划。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高企的政府负债水平可能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因为这种调整依靠长期增加政府支出来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利润实现问题。美国在1946年至1947年立即进行了战后调整,二战结束时的巨额联邦债务并没有阻止其后几十年联邦政府支出的不断膨胀。与今天赤字鹰派的警告相反,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通过借贷和税收来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不持续增加公共债务负担。只要政府支出的财政赤字部分上升的速度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有可能的。

    法西斯式的或社团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除了资本家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强大的、开支庞大的政府以外,还需要一些附设的制度。国家很可能会重新监管金融业,促其致力于为生产性资本积累提供融资。如果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出现,全球层面的制度很可能要发生转变,即放弃全球经济一体化转而支持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全球体系。

    如果工人阶级和民众运动在未来几年内仍然处于低潮,似乎最有可能形成社团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这将对劳动人民不利。社团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不同国家的大资本家之间始终存在的经济竞争的倾向,使得暴力和战争成为社团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可能带有的特征。

    历史表明,更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有在富有战斗性的和激进的民众运动迫使资本妥协的时候才会出现。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处的条件越来越严苛。现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削减,日益严重的贫困和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加剧了这种严酷性。许多劳动人民对这种危机的初步反应是把注意力放在个人或家庭的生存上,然而,在某一时刻,这种反应很可能会转变为集体抗议。危机在一些国家已经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激进主义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复苏。美国大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激进主义的急剧高涨仅出现在1934-1935年,大约在“大崩溃”之后的五、六年里。

    虽然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以较快建立,但构建一个新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则需要花一些时间。即使资本最初主导了这一进程,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之间仍需要用很多年来达成一致,并设计出连贯的方案,以使国家有效地调控和刺激经济。在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管制型的资本主义构建之前,有可能会出现能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强大的民众运动。

    如果强大的民众运动真的出现了,可能会导向另一种形式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它包括资本家与劳动者以及其他大众选民之间的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这将需要对影响劳资关系的制度进行变革,从而使工人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至少这将会要求加强工会运动,迫使大企业一方愿意与劳动者谈判,转变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形式,以抵御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不受限制的竞争导致的严重的工资下行压力。在这些条件下,总需求相对平衡的增长成为可能。扩大政府支出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同法西斯主义形式或社团主义形式一样,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也可能会需要国家监管金融机构,并要它们把重点放在支持生产性活动上。

    如果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全球层面的制度将需要重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民族——国家层面的制度。这些新制度将逆转新自由主义全球制度下的“底线竞争”效应,也必将要求对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行重点监管。

    对于劳动人民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无疑好于资本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如果新建立的制度只是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再现的话,它将会遇到1945年时尚不存在的问题。现在的自然环境对商品生产的增长构成新的限制,而它在战后几十年里都没有成为约束力。鉴于今天资源的限制,建立在资本主义快速积累基础之上的新的全球机制往往会引发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持续的资源战争。而且,迫在眉睫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使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在未来20年或30年内问题重重,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资本要获得高额利润就必须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这就要社会民主主义向资本作出妥协。需要注意的是,再一次长期的资本主义扩张可能会毁坏人类文明,这并非言过其实。

    此外,历史表明,只有当强大的民众运动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时,资本才被迫愿意与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群体进行真正的妥协。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资本非常灵活并随时愿意作出让步以使任何抗议势头在早期就能迅速减弱。这一观点受到战后几十年里特殊资本主义形式的影响,那时资本的确是灵活的,并乐于作出让步。然而,那是资本家中广泛存在的恐惧情绪的产物,面对资本主义国家里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突然扩大和增强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集团,加之人们普遍预测大萧条有可能会在战时经济刺激政策结束之后重新开始,资本家担心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自身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在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完全解除束缚的资本驱动力支配了劳动,并准备攻击所有让普通老百姓受益的国家计划。这种驱动力将不会再次让步并自愿妥协,除非资本别无选择。

    长期的经济停滞可能刺激新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这将使社会主义重新回到政治议程上来——更确切地说,这种替代性的社会制度不是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其生产体系不以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为目标,而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政治经济调控体系不是建立在富人通过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统治的基础之上,而是在经济和国家层面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建立的。

    社会主义可以迅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没有无限增加经济物品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在平均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会打破经济增长和繁荣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系。稳定的或下降的产出水平,自然资源的利用,将与广泛共享的、不断提高的经济福利相一致。这可以通过以下做法来实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创新转向有利于生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使工作成为更令人满意的体验;进行文化变革以打破人类福利与不断上升的商品消费之间的虚假联系。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有可能以一种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提高生活水平,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如果世界经济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并实现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将有可能避免全球资本主义为争夺自然资源而经常引发的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

    这里所做的分析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为推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并再次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置于世界政治议程上。在世界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压迫最强烈的一些地区,比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最近已经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尝试。今天,资本主义为大多数人提供了条件更为恶化的未来,而富人则越来越富,资本积累的驱动力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人类提供了唯一美好的未来。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从20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努力中吸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它就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完成大约150年多年前首次提出来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作者:大卫·科兹。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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