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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弃的台中第一广场,却成了移工们异乡的天堂
时间:2016-10-11 19:52:00 来源:《报道者》 作者:简永达 浏览: 1513

    导读:多数人到台中旅游,可能会到火车站前的新潮冰淇淋店宫原眼科,却不会踏入对街残旧的第一广场。一栋被社会遗弃的大楼,却意外承接移工流浪的心情。每个星期日,他们一周中唯一的休息日,聚会在大楼里吃饭、唱歌、泡妞,唯有这些时刻,让他们重新感受自己像个人,而不是一枚无差异的劳动力。

    第一广场是栋位于台中市中区13层楼高的残旧大楼,台中人习惯简称它“一广”,里面布满东南亚的商铺与廉价的服饰,与屡创天价的七期豪宅区、中区最新景点宫原眼科相比,宛如另一个世界。

    这里是台中最被歧视的地方,多数来到这里的人会自动绕路,媒体说它破败,是“城市的治安死角”,网友抱怨“外劳把这里搞的脏乱恶心”,每当靠近一广,会下意识地捂住皮包快速走过。

    事实上,被遗弃的一广,却成为移工们异乡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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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工撑起月营收上亿的经济体

    每个周末,从台中火车站走出不及100公尺的距离,第一广场聚集大量来自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的移工,声调各异的口音掺合在尖锐的喇叭声与电气的嘶嘶声中,让大楼活了过来。

    早上10点,铁卷门才拉开一半,门口已经聚集三、五十人,只有店家跟送菜的小贩能从侧边货梯提前进入,在一广担任保全20年的老蒋,穿着上衣有些宽大的制服在铁门前来回走动维持秩序,一只手叉着腰对门口的移工重复:“11点才开门。”然后,周而复始地,在许多双眼睛前,按下铁卷门遥控器的向上键。

    大厦的骑楼没有营业时间的限制,狭小的过街早早摆着一篓篓小茴香、肉荳蔻与香茅叶,还有堆满一座座小山似的鸭仔蛋,十足异国情调的街区吸引台中市政府的注意。市长林佳龙上任即喊出要将第一广场改造为东协广场,把它塑造成一个东南亚文化的集散地,“东协广场”预计在今年7月正式挂牌。

    这里是全台东南亚移工密度最高的大楼,超越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小菲律宾或是桃园后火车站的泰国街,12层楼总共3万建坪的面积,簇拥着近800家店家,混杂着4国的移工,尖峰时段每小时约有5,000人走过,如果在发薪日之后的星期日,则有2万名移工同时涌入。台中市经济发展局估算,即使店家只经营周末假日,移工每个月在一广至少消费1.2亿新台币,相当于台湾人整年在韩国东大门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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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广场是完全由移工撑起的商圈。(摄影/林佑恩)

    一个完全由移工撑起的商圈,热络的关键在于汹涌人潮。在台湾的移工群体约60万人,台中市与邻近的4个县市就有17万的基底,占将近3成的移工人数。就算只看台中市,15年间的移工人数从3万4千人增加至8万2千人,成长率高达240%,亦是五都中成长最快。这波成长动能直接反映中部精密机械的产能扩张,劳工局预估明年的移工人数将仍以近10%的速度成长,大幅超越桃园4%的平均成长率。

    台中火车站是交通中心,短程客运与长途巴士都在此处交会。

    每个周日,中部17万的移工大军从各处汇集,大多数从中部科学园区与神冈的丰洲工业区搭公交车与火车前往,远一些的,象是南投的南岗工业区,移工们有熟识的出租车司机接他们往返,车资不跳表而是约定俗成的一趟800元,熙来攘往的出租车打结火车站前的交通,跑车的司机说,周日跑工业区的收入最高可达6,000元,而平日在市区瞎转一天还赚不到1,000元。

    他们不是无欲温顺的机器

    劳动力一直是制造业最大的财富,台中8万名移工中,厂工占了将近6万人,台中市劳工局按人均产值估算,移工贡献约120亿新台币。但是,这座城市因经济增长而提升的城市风景和惬意生活与他们无涉,他们始终是台湾人眼中的“外劳”,一枚便宜好用的劳动力。

    踏入异国工作,他们必须很快学会另一套规则。和家乡以亲缘维系的纽带不同,工厂是通过严格的规律运转,每一个进到台湾的移工,都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变成一个代号,无论是工班的编号或是中介取的中文名字都没有差异,他们最终成为大机器里的一个零件。

    上下班要打卡,每天按表操课,6点半起床,7点50分准时上工,直到下午5点半;早上10点和下午3点各休息10分钟,中午用餐45分钟,除了休息时间外一律不能聊天。

    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们讲着别扭的中文,成为被开玩笑的对象。工厂里的移工老鸟,学会以自嘲的方式融入台湾工人,而新来的移工却因为听不懂中文,也不习惯噪音巨大的生产线,甚至不愿意开口说话,他们静默如雕像、将身体封闭成地窖,反而符合了台湾雇主“温顺”的形象。

    只有周日,外在的标签被解除,移工在一广以同乡为单位聚集起来,他们不说中文,吃着熟悉的辣椒,形成抵抗外部世界的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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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广场满足了移工家乡味道。(摄影/林佑恩)

    19岁的越南人阿鑫经常来一广,他在台中太平一家鞋厂当作业员已经2年。平日里上工,中午跟着工厂吃便当,不过重油重咸的口味让他吃不完一半。为了省钱,晚餐和工厂里的越南朋友,简单煮些泡面裹腹,即使吃的单调也不会想去台湾的店家吃饭,因为“去台湾人开的餐厅语言也不通。”

    对语言的恐惧,压过尝鲜的念头。他在脑中演练过很多遍点餐的情况,因为中文还不够好,他必须盯着菜单看一阵子,接着店家会露出不耐的表情,后面排队的人龙会有十多双眼睛盯着他,可能还有一两个人会从队伍中探出头,想搞清楚是谁拖慢速度,想到这里,阿鑫就不敢自己一个人踏进台湾餐厅。

    但在一广,他可以卸下这份担心。我在某个周日下午遇见阿鑫,他与几个朋友聚在三楼角落的餐厅庆生,频繁地造访让他跟老板娘变得熟络,阿鑫4天前才打电话预定包厢跟酒菜,“他们都5箱、10箱的叫,”老板娘回忆接到电话后,她故作夸张地回:那星期五我得先囤货起来,至少要30箱啤酒。

    移工里的女工,占全体移工比例5成6,是一群更大的存在。工作带给她们的恐怖感,不在劳累,而在于消磨。

    才20岁的泰国女工Bow看上去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多了10岁,她在苗栗铜锣的医疗器材工厂当作业员,每日重复使用钳子超过两千次,掌心常压出一道暗红血印,但她抱怨最多的,不是右手的痠痛,而是每天必须穿很丑的制服。

    只有假日,她才能透过衣着打扮,重新感觉像个人。

    星期天一早,Bow 6点不到就起床,先用离子夹夹出波浪卷发,刷翘原本浓密的睫毛,再换上亮黄色的无袖背心内搭粉红色小可爱,一路装扮到10点,才走出工厂搭车。中文还不流利的她,怯生生地对着车站售票员说了“台中”,买的是最便宜的区间车车票,心里默念同乡跟她说的:从铜锣到台中要经过6个站。

    这天是她与姊妹们的约会,因为她们的男朋友刚好都要加班,“我们女生喜欢来台中玩,可以逛街买东西,”手上已经拎了4、5袋战利品,正准备去一楼的美甲店做指甲彩绘。

    聚会聒噪热闹,谈兴正浓的时刻,我随口问了:“你们跟男朋友周末约会都去哪里?”整群人中年纪最大的P’yu大笑起来:“当然是去开房间啊,时间宝贵耶!”说完,几个女人又是笑得挤作一团。

    在台湾人的眼里,他们是没有欲望的。实际上,“休息3小时500”是一广随处可见的广告横幅,上头用4国语言重复。每逢假日,这些旅馆的房间常是一位难求,一位司机告诉我,在某次圣诞节后的周日,他载过一对刚从工厂出来的移工情侣,在火车站周遭绕了整晚找不到房间。

    他们同样年轻且充满欲望,却在每天重复8到10小时的活后,挤在4到6人一间的宿舍,晚上10点准时熄灯睡觉,有的工厂甚至派2名台籍干部跟着住在宿舍,为了避免他们大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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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移工周末聚集在第一广场二楼的家乡茶铺谈天说地。(摄影/林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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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周末,越南的阿宾会跟哥儿们聚在二楼的饮料铺,低矮板凳与木摺叠桌排列成阵地,散乱在桌上的葵瓜子是最佳掩护,他们抢坐在最靠近手扶梯的位置,“坐在这个位子最好,刚好手扶梯上来就可以看到小姐。”他先是大笑,又暮气沉沉地解释,工厂里的女工也有需求,她们会和同在异乡工作的男工谈一谈、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时间到了,该回家的回家,该结婚的结婚。

    努力赚钱,奉献家庭,才是移工故事的底色。每个月10号领薪后的星期日,被移工称作Big Sunday,第一广场周遭的汇兑商家,每家都排着长长的人龙,他们小心翼翼地揣着装薪水的牛皮纸袋,准备寄钱回家。

    菲律宾籍的看护Marvic,通常会在这天从印尼海运的公司买一个硬纸箱,箱子跟小冰箱一样大小,她会把衣服、鞋子、饰品、盥洗用品放进箱子里,直到箱子快要盖不上,然后把箱子寄回菲律宾给正在读国中的大儿子和小女儿。

    封闭的大楼给予了安全感

    以前的一广不是这样的。90年代的中区还非常繁荣热闹,百货公司连着百货公司,远东、龙心、财神,一间开过一间,而第一广场是心脏。每天开门,近30台电梯不停运转,手扶梯内外侧都站满了人,碰上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生意好到店家“是用麻布袋来装钱的。”老自治会连会长回忆。

    好景不常,1995年中港路上的卫尔康西餐厅,发生严重火警,夺走64条人命,都市里传说有艘幽灵船,飘到一广的上空,要载满一百条冤魂才会离开。

    从那时候起,一广的人潮锐减,4年后的九二一地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那时候刚来接二楼,每天都有人跟我退租,从136个摊位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最后只剩6间,你说恐不恐怖。”当时负责楼管的郁玲说,“讲真的,如果当初不是外劳来,一广早就死掉了。”

    因为特殊的历史机缘,台湾人离开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们愿意进来了。

    从外表上看,第一广场是栋13层楼高的ㄇ字型残旧大楼,外墙原本贴满洁白的磁砖,如今被岁月打磨成洗不掉的灰白,大楼里的电梯错落不同位置,分别抵达不同楼层,各自有各自的出口,交织成巨大迷宫。这在长期研究东南亚移工空间的台大城乡所教授王志弘眼里,“这就是种遮蔽感,整个包备起来,就跟个洞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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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离开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们愿意进来了。(摄影/林佑恩)

    长期争取移工权益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3月初在一广开设办公室,因为工作关系,研究员陈秀莲经常接触台北与桃园等移工聚集地,但她心里觉得一广更特别,“有一种封闭性,台湾人真的不会来,这里真的相对单纯就是外劳。”

    封闭的大楼、纯粹的移工,生出一层保护感的薄膜。

    这层薄膜,包裹出灰色的经济空间。最直接的,便是周末的餐厅为了应付大量的客人,普遍雇用移工打黑工。我问过至少5个店家,得出一天的行情价约在1,000~1,300元左右。尽管《就业服务法》规定:外籍劳工禁止未经许可从事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来打工,这里生意根本做不下去。”有老板估计一广的店家,在假日有8成都有非法僱工。

    越南人阿嘉周日在一广附近的餐厅打工,要搭5点钟最早的一班公交车到一广,通常到晚上10点收拾完才下班,来台湾第一年他根本不敢休假,这是因为外籍移工中介积弊已久的陋习。阿嘉来台湾之前,要先举债支付7,000美金(约台币21万元)的高额中介费,他仔细算过,每个月2万零8元的薪资(《劳基法》基本工资的下限),扣掉每个月分摊的中介费、劳健保跟食宿费,几乎所剩无几。要寄钱回家,他得靠假日冒着被遣返的风险出来打工,“我会出来打工,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他说。

    询问假日移工打工情形,台中市劳工局长黄荷婷仅说,有民众检举就会开罚。

    依劳动部规定,若检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可得2,000元奖金,而雇主必须裁罚3万元以上罚款。不过,一广的店家回应,这里没有人检举移工打黑工,无意间使一广成为移工的打工天堂,也让台湾店家与移工之间生出信任。

    就像用筛子过滤,不愿做移工生意的店家都离开了,手机行是少数留下来的。“找手机吗?进来看看喔。”街道叫声喧天的,不时切换3国语言,三楼是著名的通讯街,原本经营台湾客人的店家要转作移工生意,就得调整脚步。多数移工使用易付卡,不同于台湾人手机搭门号的方案,于是手机行提供便宜的中古手机,配件也换成大陆来的水货,有些店家观察到移工的手机汰换速度很快,2个月就会换一支,就延伸出旧换新方案,移工只需贴补一些差价就能买到最新款手机。

    10年生成没人看见的地下社会

    不只是移工撑起一广的经济,一广也拥抱着移工,给予稳定的力量。

    他们在台湾街头的消费,其实充满挫折与歧视,只有在一广消费能被更平等地对待。嫁到台湾十几年的何娜,已经取得身分证,却还在百货公司买内衣碰壁,某次,她挑了件内衣想试穿,“你这件买得起吗?”店员冷冰冰的口气,让她回忆这段往事仍有气,“我不喜欢这种被看不起的感觉。”

    在三楼经营东南亚超市已经15年的柯姐,照顾着每个移工的需求。占地200坪的商场,是中部东南亚百货的主要盘商,在苗栗经营杂货店的外配,每周来批货上千张电话卡。但这家超市的前身,仅是2坪大的电话卡摊位,直到2000年初台湾高铁兴建乌日段,大量泰劳开始涌入第一广场,柯姐才顶下店面,开始经营泰国的杂货店。

    6年后,高铁完工,台湾的重大工程告一段落,孔武有力的泰劳逐渐在台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印尼与越南的脸孔,柯姐跟着引进更多生活用品,并雇用6名东南亚籍的员工,放权给各国籍的员工与顾客沟通并且叫货,随时掌握顾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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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移工撑起一广的经济,一广也拥抱着移工,给予稳定的力量。(摄影/林佑恩)

    这是台湾人10年间都不知道的变化,一广静悄悄地长出没人看见的地下社会。

    失意是脆弱的,总要有个遁逃的去处。印尼的监护工常被取名做“阿娣”,就像台湾人习惯叫菲律宾看护“玛莉亚”一样,某个下午,我在一广电梯口碰见印尼的阿娣,她的工作轨迹相当国际化,在香港待了10年,目前来台湾工作近6年,我问她雇主对她好吗?“老板娘很啰嗦,不要一直碎碎念就好了。”阿娣大笑,从脸上和肢体上,都流露出放松的情绪,这是少数能够不在雇主的视野里,背地里说她两句的小确幸。

    13楼是菲律宾的教会,待最长的是Rachel,在台湾当看护已经11年。高中毕业后来台湾工作时,一句中文也不会讲,就被送到苗栗的乡下照顾阿公,雇主讲话她听不懂时,只敢点点头。

    某次换季,雇主指着晒衣架上的冬被说:“棉被收起来”,Rachel误以为要丢掉,把棉被扔进了垃圾车,雇主气个半死骂她:“怎么这么笨!”她征愣,身体微微颤抖,只能每周到教会祷告:“请主保护我,赐给我爱与宁静的心。”类似的“语言误会”发生过几次,“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一定会疯掉。”她说。

    唯有生活在一广,他们不是一枚没有差异的劳动力。2个越南籍移工原本是理发师,他们在2楼能够重操旧业,租下小摊位开间理发厅,还有12楼酒吧里表演的印尼乐团,最常创作的主题是他们用视讯维系的爱情。他们共同相信着,只要一点运气加上勤奋,便能在这栋充满传奇的大楼里实现自我。

    广场的江湖各有各的地盘

    直到最近,这个地下社会被看见了,一广承载不了那么多需求,东南亚的商店开始蔓延到周边。邻近的继光街瀰漫鱼露与莱姆混杂的道地越南河粉香味,与继光街垂直的绿川西街,整条街的印尼餐馆飘出阵阵南洋辛香味,直接冲击台湾人味蕾。

    店家溢散出来,政府看到它,附近的居民讨厌它。

    刚上任一年的绿川里里长薛雅文经常收到里民抱怨,移工在广场上喝酒喧哗,或是打架闹事。为了安市民的心,台中市第一分局每周日会调派60名警力到第一广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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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警方每周日都会在第一广场巡逻。(摄影/林佑恩)

    事实上,移工比台湾人更循规蹈矩,据警政署统计,移工在台犯罪率只有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六分之一,今年截至目前,台中市第一分局接获在第一广场的案件通报只有5件,“拜托,台湾人酒驾光是零头就不止了。”巡佐游世宇摆摆手说。

    台中市政府似乎看见这里的丰厚生命力,规划将第一广场打造为东协广场。但这样的命名,显现台湾对移工想象的薄弱,不论是统称的“外劳”,或者是区域经济体的“东南亚国协”,他们似乎是一群脸孔模糊的总体。但他们却有各自生猛的特色。

    不同于东协十国,一广聚集的移工仅由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4国组成,而且在这龙蛇混杂的江湖里,族群间的互动远非“东协”这般统一的概念,而是各自画出周边的地盘。

    越南人盘据2楼电梯口的位置,泰国人则是聚在3楼角落的泰国小吃店,菲律宾人多数时间在13楼的教会,而印尼人的领地从一广的电梯口,一路延伸到户外的广场上,白色的三角帐棚是与同乡聚会的标志,他们称呼为“毕拉密”,取自金字塔(pyramid)的谐音。他们鲜少往来,更多时候是彼此歧视,象是泰国人觉得越南人是流氓,而越南人则看印尼人邋遢。

    这栋大楼里,其实充满阶级。有少数被菲律宾朋友带到一广的白人抱怨警察频繁的临检,来自美国的Frank抱怨,他的菲律宾朋友必须排好队伍,一个个拿出证件检查,但“因为我是白人,从来没有警察检查我的证件。”领到身分证的外配跟移工,在一广也是不同的阶级关系。

    商家在一广能够做起生意,除了租金低廉外,还需压榨假日才出现的打工仔,在餐厅打工的阿嘉抱怨,开餐厅的外配老板娘本来跟他说一天工作15小时薪资1,500,但“实际上不会给那么多,顶多只给1,000而已。”

    即使会有剥削,或是互看不顺眼,一广终究安置他们流浪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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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首歌,一广终究安置他们流浪的心情。(摄影/林佑恩)

    活得像个人

    太阳下山,灯箱亮起,广场外的出租车,吆喝着“回去吗?回工厂了吗?”准备接走最后一笔生意。我坐在广场前的空地,问了身边的印尼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这里很无聊?”

    “是很无聊阿,”他挠挠头地傻笑,“不过也没地方去了啊。”

    可能是常年日晒风吹的原因,他们皮肤大多黝黑粗糙,平日穿着统一的深蓝或深灰制服,在台湾人眼里是脸孔模糊的劳动力。唯有在一广,他们才能展示最独特的自已。

    他们一点也不邋遢,更不寒酸,只要周末踏进昏暗陈旧的第一广场,他们被严重毁损的尊严便再次恢复,变得年轻而富有朝气。

    我知道他们下周还会再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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