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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工人阶级:当代日本社会的阶级问题
时间:2016-7-26 19:07:00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4 作者: 浏览: 1702

    渡边雅男:当代日本社会的十三个阶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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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长期以来,无论是日常用语还是学术用语,在现代日本都难觅“阶级”这一社会科学概念。现代社会中对古典的阶级的印象日趋淡化,是人们不再探讨阶级概念的背景之一。因此,有必要赋予古典的“阶级”概念以现代意义。文章探讨了日本工人阶级的多样性和多层性、作为经营者阶级的资本家阶级的形态、新旧中间阶级的存在、阶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的制度化、阶级选拔和阶级斗争的制度化等超越古典阶级论范畴的问题,并以阶级概念的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阐述。

    一、发现工人,发现劳动

    本文的主题是通过发现或再发现构成阶级社会的各阶级,进而发现阶级政治。首先我们要发现的是现代日本的工人阶级。有人一定会惊讶于为何还要再去尝试这种发现,因为对于在左翼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人而言,工人阶级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一说“发现”,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诘。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发现的是“工人”,而非“劳动者”。促使我意识到这些字眼差异的,是一则十多年前的新闻,讲的是少年将山里的“劳动者”踢死的事件。报纸用了“劳动者”一词进行描述,其隐含的意思即是那些人属于从乡村出来的“务工者”。惊讶之余,我给该报编辑部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虽然用‘务工者’或许更准确,但难免有歧视之嫌,因此除非特定场合,一般最好不用。”日后再经调查,类似情况在《读卖新闻》内部是有明文规定的,《朝日新闻》也是如此。这已基本成为各大报社的共识。

    诧异的我继续问道:那么“工人”原本应该如何称谓呢?回答是:请用“劳动者”一词。也就是说,对媒体而言,“工人”等同于“务工者”,只是因为“务工者”一词有歧视之嫌不能使用,所以统一使用“工人”。同时,由于“工人”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务工者”,对于与它并无关联的正式雇佣员工而言是非常失礼的,就算没有歧视之意,至少也是不恰当的,因此应该称其为“劳动者”或“从业人员”。这就是媒体的大致逻辑。

    这样一来,“工人”一词就如同“日薪工人”、“工会”等特殊词语一样,被迫从媒体的词汇库中消失了。年轻一代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成长,进入大学,到了大三、大四时通常要面临求职问题。他们当中谁也不认为自己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当身为大学老师的我说“无论你们有怎样的学历,是怎样的精英,只要找工作,都不过是为了将自己的劳动力高价卖出而向企业低头的一介工人而已”时,他们只是表示非常惊讶,并认为我是个奇怪的老师。其实,之前也有教授马克思经济学的老师抱怨,“现在已经不能在学生面前使用‘工薪工人’一词了”。首先,学生不认为自己与工薪工人有关联,若是深究,他们则会巧妙地反驳,认为这是歧视。这便是我们身处的环境,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现工人,的确是一个难题。

    上述词汇问题并不局限于此,学界也面临同样的趋势。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出版了一本译著,原书标题是“A Sociology ofWork in Japan”。我和该书作者在决定日文书名时几经讨论,最后确定为《劳动社会学入门》。出版后,学术杂志《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刊载了书评,让我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评论人认为,“work”一词应译为“工作”,“劳动”一词应对应“labour”,而“work”和“labour”的意思原本不同,因此书名应为《工作入门》。看了这篇书评后,我想起著名的《资本论》开头第一章的一个注释:“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作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labour,以与work相对。”与此对应的德语“Arbeit”一词,则没有上述区别,同时包含“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和“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

    作为劳动社会学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些评论家不应该不懂这些初级知识。“劳动”一词被“工作”所代替并被打入冷宫才是他们应该扼腕叹息的。在发现工人阶级之前,我们原本必须先发现工人。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要首先发现劳动。

    二、发现阶级

    发现“阶级”概念本身其实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阶级在日本早已消亡。二战后,社会学者为了摒弃“阶级”概念而建立了共同阵线,并确实达到了目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其达到目的的同时,日本的经济泡沫却破灭了,阶级差距的现实遂赤裸裸地重新摆在大家面前。当大家都还沉浸在“日本是中产阶级国家,是平等、开放的社会”这一神话中时,差距社会似乎一夜之间不期而至。

    尽管如此,日本的社会学者们仍然顽固地坚持拒谈“阶级”一词,而是用“阶层”一词取而代之。但是,“阶层”与“阶级”不应该是有区别的概念吗?“阶层”是指由无数的划分标准区分开来的不同层级的人口部分,“阶级”则是存在于其中的、根据性质区分开来的人口部分。

    无疑,在分析社会的不平等现实和人口间的不平等资源分配等事实时,“阶级”或“阶层”都是一个概念和分析工具。实际上,阶层有收入阶层、年龄阶层、学历阶层之分。任何旁观者根据任何标准加以整理,比如收入、年龄或身高等,也许都可以将社会中的一切差距或不平等归纳出来。再如,若根据年收入将全日本的人口加以区分,即可以50万日元为单位,也可以10万日元为单位。当以1000万日元为单位不能清楚地表示不平等的程度时,我们也可以调整为100万日元。标准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的、主观的。

    这种随意性却不适用于阶级。阶级概念也可用于分析人口之间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与阶层概念相似。但是,在表示不平等的阶层划分标准中,如果想用更进一步的划分标准来表示性质的差异,或许就将面临问题。后者所指的划分标准,就是阶级的划分标准。通过这种理论反思,加上经验观察,就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阶层社会(等同于差距社会)。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时,发现的是阶级社会。

    那么,如何通过理论反思发现阶级的质的划分标准呢?这是一个问题。回顾社会科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每一种阶级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划分标准。最深入人心的当属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划分标准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韦伯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关键在于能给市场带来什么?是劳动力、资本还是土地?个人从市场能够得到的究竟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唯有如此,方能区分阶级的质的差异。

    马克思和韦伯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是,双方都坚持阶级的概念,将其纳入社会科学的传统中,并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无疑,两者都是基于共同范式的阶级论。同时,两者都认真考察了如何对阶层的概念定义进行理论反思这一问题,而不是像其他概念一样进行随意的和投机取巧的分析解读。

    阶级概念理应是社会科学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社会学者早在战后就放弃了抵抗。不仅如此,战后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无阶级社会的神话”这一虚假的意识得以传播并蔓延开来。讽刺的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上述神话也一并土崩瓦解。

    无论现实有任何风吹草动,日本的社会学者或专家都会进行敏锐的捕捉。时下的风气是人云亦云,大家都加入到了差距社会的大合唱中。可是,当具体进行分析时,社会学者或社会科学研究者却发现早已丢失了分析工具,一步也无法前行。这便是现实的困境。

    我们都是在战后或冷战期间否定阶级言论的环境下成长并被洗脑的,现在有必要正视这个事实了。现实提出了需要分析阶级社会和阶级不平等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却得不到回应。因此,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悖论当中。

    三、工人阶级消亡了吗?

    最大的伪命题便是“工人阶级已经消亡”这一话题。有关工人阶级消亡的宣判一直都存在。就最近而言,在战后日本的快速成长期或发达国家的发展时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战斗力或者被大幅削弱和压制,或者被粉碎,工人阶级的政治发言权也日益被剥夺,在此期间,上述言论最具影响力。工人阶级越是远离政治舞台,该理论的说服力就越强。

    此时,被媒体和社会学者广为传播的一个说法便是中产阶级论,即工人都中产化了。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拥有自己的房产、汽车,不依靠工会就能从企业获得名义上的工资上涨,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局限在私人小空间之中,失去或主动放弃了团结和战斗性……这便是战后工人阶级的现实。但是,与其说这是工人阶级的结构性变化,不如说是工人阶级政治状况的反映。

    工人阶级实现团结本身就是痴人说梦,这也是发达国家共同的政治现状。当然,也并非没有使工人阶级恢复战斗性的机会,甚至还有过几次高潮,但就日本而言,除去战后复兴阶段,工人阶级基本都被彻底地分化或分裂了。其后果便是工人阶级失去了代表其政治利益的机会。从工会组织率降至18%,到人们因对现有政党和政治失望而变为无党派和不关心现状的人士等等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声音从来就没有被倾听过。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社会广泛存在着工人实现了“中产化”或代表着日本国民的特征这种“中等意识”。这一说法至今仍有人相信。例如,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差距社会论”只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才开始流行的,而过去日本人的中等意识是非常强的。但是,这种说法是基于一项虚假的调查,即日本政府进行的有关生活意识的调查,其问题是:“你的生活水平处于什么等级?”给出的选项包括:上等、中等偏上、中等、中等偏下、下等。该项调查将众多的中等及其偏上和偏下的回答随便合计在一起,就得出了存在“中等”意识的人群超过九成这一结论。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世界其他13个国家进行同样的调查就会发现,不仅仅是日本存在这么强烈的“中等意识”。从印度到意大利,从美国到菲律宾,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超过九成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中等水平。中等意识论是多么不可信和存在漏洞,仅此一例便可明了。但是,这样一项并不靠谱的调查就让我们轻易地“被”置于一个时代潮流之中,这的确很容易让人相信工人阶级已经消亡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事实上,试图抛弃或消灭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或分析工具的势力的确存在,为其摇旗呐喊的空想家在日本学界和媒体等行业也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发现工人阶级”这一课题才有意义。

    四、工人阶级的划分标准

    下面,我们将进行更为本质的探究,来讨论什么是工人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划分标准这一理论性或曰概念性的问题。阶级是指人口的某一部分,也就是一定的人口集团。无论马克思还是韦伯,若不综合考虑全体人群,就无法进行科学的研究。由此出发,将目光转向研究对象的内部时,就会注意到人被分为若干群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当进一步考察和区分各群体的关系、情况或结构时,便会发现社会的结构和关系的本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作为社会科学家,都是据此来分析社会、认识社会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上述过程,阶级论才得以问世。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考察如何区分人口的各部分,可以发现工人阶级,发现资本家阶级,或是发现两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由此进一步深入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将从如何区分工人阶级这一理论性问题或如何认识工人阶级这一主观性问题开始。工人阶级存在新旧两种形态。旧形态意即古典形态,即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但是,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理论绝非我们所一直认为的那样,将工人视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他们像今天的工人阶级一样,从文化到语言,从生活条件到政治条件,都是分裂的、分化的和不平等的存在。

    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区分工人阶级的标准是其劳动的熟练程度。这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什么才能被称为熟练?依据又是什么呢?只有深入研究才能知道,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的区别在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异。劳动越是复杂,其熟练度就越高。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全部。熟练会因地域、文化、历史等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某个地域被认为是熟练的劳动,在另一处未必被认为是熟练的。所以,不能机械地将熟练劳动区分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将熟练视为一种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产物以及由社会建构的概念,或许更为妥当。无论如何,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的古典认识,就是根据上述标准由上至下将工人分为不同的阶层。

    与此相对应,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新形态呢?首先要考虑的是今天的工人阶级是由什么来区分的:不是熟练程度,而是学历。劳动力市场被学历精确地区分开来,正在求职的人群最能体会到劳动力市场如何被学历分化或阶层化。当然,学历本身与熟练程度一样,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也有其暖昧之处。较强的业务处理能力也许是偏差值高的学生在残酷的考试压力中磨练出来的特征,也是企业判断员工是否好用的一个标准。顺从、察言观色、不反抗权势者等等品质,从小就包含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中。学历本身是由教育的选拔功能所赋予的,既然是选拔,那么像业务处理能力、记忆力、计算速度等等也和电脑的配置一样,只不过是特定的指标而已。在此之外,必然还有其他未入选的指标。因此,拥有学历的人总会拥有一种不安全感,为了转移这种不安,他们又会为拥有学历之外的能力感到焦虑,但却不知道这些能力到底为何物。这便是学历的悲哀。

    总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战后日本的工人阶级在政治及各个领域都被熟练程度和学历明显地分割开来了。

    五、资本家阶级的划分标准

    在工人阶级中,既有出人头地者加入到了管理层阶级当中,也有未能如愿者,以及终生不得其果者。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出人头地的工人在何种阶段加入管理者阶级这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企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从普通员工到管理者阶级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甚至社会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人这么认为。我个人认为,现代资本家阶级就是管理者阶级,他们拥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性,关键在于他们具有多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但是,看到这一点的社会学者却寥寥无几。

    请看民营企业的案例:若要在公司内部出人头地,成为管理者,首先需要从该公司象征性地辞职。因为,只要你是员工,无论如何晋升,都仍然是劳动法的适用对象,在被劳动法保护的同时,也要接受劳动法的监管和处罚。但是,一旦成为管理者,就必须遵守商法,而非劳动法。在商法的世界里,管理者负责任的对象是股东。从该种意义上讲,同样是出人头地,但究竟是成为商法还是劳动法的适用对象却存在着巨大的、质的不同,工人与管理者的划分标准也在于此。此外,其工作所得是工资还是分红,也是有差异的。而形式上辞职一次之后,重新再入职时,需要用领到的退休金购入本公司的股份等等做法和习惯都存在于现实当中。

    这是难以名状的阶级划分标准,不仅没有人教我们,即使学者也对此视而不见。于是,“普通员工也能当老板”、“公司内部是非常民主的,晋升的台阶就摆在那里”等等不现实的想法普遍存在,但大家做梦也没有想过,阶级的划分标准其实一直就存在着。

    六、中间阶级的问题

    社会学者和媒体经常谈及的新中间层,偶尔也被说成新中间阶级。但是,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只要谈及新中间阶级,就等于承认了阶级的存在。无论新旧,中间阶级同时具备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双重特征,其地位也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中间阶级处于自己雇用自己的个体经营状况。所谓个体经营,就是自己雇用自己或自己被自己雇用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同时具备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特征的矛盾关系,便是中间阶级的特征。

    具体而言,个体从业者阶层和农民阶层(战后因土地解放而获得耕地的农民)就属于中间阶级。若再加上“新”字,就不免要面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双重特征到底新在哪里的问题。

    但是,有时也会根据职业生涯或高学历等标尺来划定新中间阶级。这样的讨论在社会学中尤其多,但完全是错误的。一个人无论拥有何种学历,充其量也只是在出售自己劳动力时卖个高价,或是在劳动力市场占据有利位置而已(高收入工薪阶层也不过是高级打工仔而已)。为了不在发生变故时被裁员,他们必须费尽心机。如前文所述,学历和熟练程度一样,是用来区分工人阶级的制度化标尺。但是,人们有时也会被其外表所迷惑,产生错觉,认为是学历造就了新阶级。

    那么,划定新中间阶级是不是可能的?未尝不可。看看那些获得国家资格许可进行独立经营的特权阶层就可以明白。例如,像律师、医生等通过人为设定的政策或法律门槛才能进入的群体,严格来说一方面只是表面上不受资本或竞争理论的剥削,另一方面只有具备相对有利的条件才能独立经营,我认为新中间阶级的称号最适合这样的人群。遗憾的是,目前有关新中间阶级的讨论并非如此,而是只针对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当他们能够享受那些特权生活或有利的工作条件时,便冠之以新中间阶级的头衔。

    因此,在工人阶级中寻找划分标准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工人阶级的确在现实中分为不同层次。但是,如果将其视为不同于工人阶级的中间阶级,那么这种讨论未免过于跳跃了。至于原因,则是由于无法识别古代阶级社会与现代阶级社会的本质差别。

    七、阶级关系的制度化

    那么,究竟如何考虑问题才是正确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阶级关系的制度化。精通马克思经济学的读者恐怕会迅速意识到,这里说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事实上,有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给阶级社会带来了怎样的结构性变化这一课题,并未得到十分明确的回答。更何况在现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下,阶级论的衰落使该课题更加困境重重。另一方面,如果总是认为阶级关系充斥着斗争,在考虑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时难免就会显得狭隘,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也是不受欢迎的。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议会内外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国家也主导并构建了许多阶级秩序。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国家介入社会事务还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时候,国家不会介入自己并不擅长的阶级斗争,而是选择接受在社会环境下已经决定并形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最能接受这种结果的国家就是最好的国家。

    国家对社会的介入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时,那是国家必须举国投入战争的时代。国家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总动员后,又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的运营上,并完成了相应的制度化建设。国家还对社会各方面秩序的形成进行了干预。在此过程中,阶级统治得以制度化,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统治这一资本主义基本原理也因此而制度化。

    八、所有权的制度化

    让我们设想私人所有权的古典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个人拥有生产资料,被其雇佣的工人使用该生产资料,资本家则负责监督生产(生产资料所有者自己也会进行监督,有时则雇用管理者)。在这种基于古典形态的支配阶段,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那个时代的所有权是排他性的,也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但是,所有权面临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制企业也由个人所有转向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分离,所有权的行使也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中运行。自由处置个人财产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是股东,也只能对公司的资产(设备和工厂)拥有间接的所有权。对劳动力的处置也要受到劳动法及劳动条件等现实的限制。也就是说,所有权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法律及制度框架下行使所有权的时代已经到来。

    九、阶级选拔的制度化

    阶级选拔存在于任何时代。但是,从个人的、随意的选拔发展到通过制度选拔,却是历史的潮流。这是从古典到现代的质的变化。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具备从精英阶层中选拔人才的机制。所谓阶级社会,在任何一个时代都绝不会让人才被埋没,有能力的人总会被统治阶级发现并选拔出来,进而补充到强化其阶级统治的队伍当中。到了现代,这种选拔是通过学校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来运行的。初等教育和义务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生产精英,而在于高效地产出大量士卒。高等教育的目的才是从社会各阶层选拔精英。

    因此,能力主义或曰开放的机会意识就显得很有必要。但是,教育界的现实却并不如人所愿。一项调查显示,培养精英的大学本身就具有封闭性,而进入其中的学生也大都来自上流阶级或社会上层,其父母的职业或学历以及家庭收入状况、政治资源、人际网络、文化环境等社会资源都是非常优质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情况都是如此。当然,如果成绩足够优秀,尽管数量很少,从下层阶级向上走的通道也是打开的。这些人就是语言学者田中克彦所说的“脱颖而出的精英”,他们否定自己的出身,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在价值观、文化和习惯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变,由此得以走上极其稀罕的晋升之路。更为细致的相关研究应是教育社会学的工作,本文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现代考试制度在录用精英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且卓有成效,因为其要测试的是应试者的全部能力。

    十、阶级斗争的制度化

    再来看阶级斗争的制度化。人们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认识似乎更多的是激烈的正面冲突或斗争性的场景。但是,这种丰富的想象并不完全正确。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斗争固然不少,但若对其过分关注,就会忽略诸如通过议会进行阶级斗争等其他现实状况。在议会内外,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各种阶级利益的对立存在于社会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一直以为,用阶级的观点看待利益的对立,看待社会的方方面面,就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阶级斗争。这本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十一、阶级不平等的制度化

    阶级不平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能看到阶级不平等,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对阶级社会的现实进行批评。然而,在能力主义逐渐正当化的情况下,不平等已很难表现出来,阶级不平等这一说法根本上不了台面,最多也就是在差距社会论中被议论一番而已。如前文所述,在进行阶级选拔时,每个人因其出身不同,机会也会不同。生在富裕阶层或良好环境下的人比没有这些条件的人能以更少的精力和更多的机会实现其目标。

    所以,如果剥开学历社会的外壳,就会发现其实质仍是制度化的阶级社会。但是,倘若一味地执着于学历社会,就无法认识到这点。同样,倘若一直拘泥于当前流行的差距社会论,也不会看到其本质。换句话说,或许差距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看不到本质。

    十二、差距社会论的制造者

    我强烈地感觉到,差距论的真实目的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讨论。早在20多年前,差距社会的蓝本就已被秘密绘制。1985年,日本经济企画厅综合计划局基于1984年委托社团法人开发研究所撰写的调查报告《面向2000年剧变的劳动市场——以新的双重结构为出发点》,将其更名为《21世纪的工薪族社会——剧变的日本劳动市场》后由东洋经济新闻社出版。其中就预料到将来就业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将无法再维持,因此建议到2000年时必须将不稳定就业人口的比例扩大到全部就业人口的1/3。10年后的1995年,著名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发布了题为《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将被雇佣者分为“长期储备能力型”、“高度专业型”、“灵活雇佣型”三个类型,并计划将第三种类型即“灵活雇佣型”(定期雇佣)的比例扩大到全部就业人口的1/3。而实际上,现在的非正式雇佣比例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经团联”的这份报告出版后,有关差距论的著作也开始陆续出版。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为进入差距社会做准备,也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们接受这一现实而做的铺垫工作。无论如何,从1995年“经团联”的报告至今,一切都被其精准地言中,日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差距社会了。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令人奇怪的是,5年后,即2000年5月,包括《文艺春秋》、《中央公论》、《日本经济新闻》等在内的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就同一观点进行了大量宣传。《文艺春秋》在5月号上做了一期题为“日本新阶级社会”的专刊,提出“日本已不再是平等社会”。同月,《中央公论》也发行了题为“中流崩溃”的专刊。《日本经济新闻》也在当月分4次于每周日推出专刊,提出“日本的社会正迎来拐点,日本式经营已行不通,今后将是差距的时代”。

    又过了5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NHK制作了一部题为《日本的将来》的专题系列片,其中第一集讲的就是“阶级社会”。从此,一种不得不在沉默中接受差距社会现实的氛围在日本社会蔓延开来,这可以说是1985年就费尽心机开始的讨论得到的成果。

    这场辩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豪赌,对于设计者来说亦是如此。这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差距论当初确实是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发展的,政府或执政党发布的官方信息是:经济差距的扩大不过是老龄化进程的体现,应该让国民共同承担结构改革的副作用,共同应对全球化。体制内的专家也纷纷附和,并列举各种数据来证明其观点。一时间,大家都认为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是可以强行打破社会差距日益扩大这一现实的。但是,随着非正规雇佣人群不满的增加,“穷忙族”成为一个固定群体,社会的不安情绪不断高涨,差距悄然由“应该容忍”变为“应该谴责”。这让设计者猝不及防。随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席卷全球,日本也未能幸免。现在,“贫困”和“差距”不仅成为一对口号,还使人们开始向一直隐藏在背后的社会体制原理和世界构成原理发起了挑战。是在差距论上止步不前,还是突破其桎梏,直击其本质,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历史性课题。

    十三、发现阶级政治

    要发掘这场大辩论背后的意图,无疑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发现阶级政治。但是,多数人首先会说:“我已经厌倦政治主义的阶级论。”的确,拜政治主义的阶级论所赐,整个阶级论在战后都受到了严重打压。对于这样的阶级论,我们确实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倘若冷静回顾冷战背景下连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阶级论也被封杀的现实,就会发现真正的责任者并非政治主义阶级论的鼓吹者,而是积极煽动将阶级视为社会科学禁忌的势力。事实上,也正是这股势力在现实世界中与阶级政治展开着斗争。

    如果这样看待冷战,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清算主义。但必须搞清楚的是,在冷战中,究竟是谁主导了阶级政治?

    因此,阶级政治是如何演变的?在此过程中阶级概念又是如何成为禁忌的?这两个问题必须区分开来考虑。在政治学界,针对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学,还有一种理论叫权力资源论。该理论在福利国家理论中非常重要,主要探讨了各阶级是如何动员和动用自己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得国家霸权地位的。在对福利国家进行国别研究时,该理论非常有用。权力资源论包含了阶级同盟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人阶级是如何与资本家阶级及中间阶级(农民阶层或个体从业者阶层)实现(或不实现)联合的,进而考察了各国动员资源的方式。战后日本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主流倾向于企业主义,与管理者阶级(资本家阶级)结成了联盟,而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则多数沦为无党派阶层。这被政治学者新川敏光称为“阶级交叉联合”。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结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则彻底被分化,而中间阶级自战后不久便与资本家阶级保持着同盟关系。这些都构成了支撑日本长期保守政权的阶级基础。也就是说,农民通过农协,城市个体从业者通过工商会,让自己的利益得到庇护,并通过支持自民党作为回报。他们被税制和补贴等政策收买,从而彻底断绝了与工人阶级的联系。这种同盟关系的维持一直建立在稳定的战后阶级政治的基础之上。但如今,这种关系已难以为继。如果说战后的日本阶级政治有第四阶段的话,那便是新自由主义的时代。

    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在迎来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同时,财界也宣布,“不再向农民和城市个体从业者提供资金”,“不再保护他们避开国际竞争”。这就是著名的《前川报告》(1986年)。可以说,中间阶级自那时起便开始被抛弃了,这从后来的参议院选举(2007年)中也可看出端倪。农民在遭到抛弃后开始反击,不再将选票投给自民党。车站附近关门歇业的个体从业者们也向自民党发起反攻。工人阶级中的无党派阶层出于对陷入“穷忙族”命运的恐慌和不安,也不再支持自民党。因此,参议院选举时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轮替自然成为战后阶级政治的一次巨大变动。

    从战后复兴期开始,历经快速成长时期和低速成长时期,资本家阶级是如何分化工人阶级、如何吸纳中间阶级的呢?若能探明此问题,便能看清战后日本阶级政治的一贯特征。对此,我将另文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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