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问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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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呼吸的村庄 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图)
时间:2016-1-20 10:35: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海 浏览: 2696


    不能呼吸的村庄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图)

    一个失去儿子的老人坐在房前

    一个卧床不起的尘肺病人

    一个尘肺病人的妻子站在自家门前  □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

    □42岁的郭秀芹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

    在石佛寺村,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

    村里的旅馆已经半年没住过人,小卖部老板坐在门口嗑着瓜子,只有不远处的诊所里挤满了正在输液的病人。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大部分时间,木匠都在给村里的男人打造寿材。

    这个藏在陕西山阳县的秦岭深处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

    在小诊所里输液的尘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大多已经错过了洗肺时机,也没钱换肺,只能任凭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块石头。

    在他们之前,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村里28个年轻的生命。它让一个父亲失去3个儿子,让一个妻子失去两任丈夫。而这样的命运很快就会在村子里复制,一些老人将失去所有儿子,上百个女人成为寡妇。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门前还是路边,几乎跟每一个偶遇的中年男人说上几句话,就能听到他们“噗哧噗哧”的喘气声。就连村委会的5个干部,其中3个也正经受着尘肺病的折磨。

    “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都干不了,活着就是个累赘。”诊所里,一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因为剧烈咳嗽憋红了脸,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这句话。

    离家的那天,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庄没什么两样: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紧握着犁把,踉跄地跟着两头耕牛前行;女人背着竹篓,准备上山砍过冬的柴火。

    直到太阳漫过山头,气温开始上升,村里的中年男人才忽然从各家院子里冒出来。他们慢悠悠地拎着凳子走到门口,眯着眼晒起太阳。比起往年,这已经是暖和的冬天了,他们想抓紧享受这“救命的天气”。

    这个时候,山下的诊所也热闹起来,几个大人抱着小孩坐在诊室中间的火盆旁,他们周围是里外几层的尘肺病人。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竖满了输液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挂着三四个药瓶。在病人和错乱的输液管间,医生郑忠友只能侧身低头行走。那些来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诊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疗。

    在冬季,这是诊所里每天都出现的场景。

    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虽然已经进入“二九”,这些尘肺病人仍然憋得满头大汗,有人紧闭着眼使劲儿往后仰着头,有人俯下身伸长了脖子。

    “这口痰憋得啊,气管像一根针那么细。”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皱着眉头说。

    这样的场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郑忠友还记得,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怪病”时,村里的男人正一拨接一拨地奔往位于陕西东南的洛南县打工,他们几年前发现了那里的一家金矿。

    “极易伤风感冒,力气也越来越小。”郑忠友皱着眉头回忆患者的症状,“比普通感冒疗程要长两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诊所里感冒发烧的成年男人比儿童还要多”。

    王书国更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从矿上回来的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和绿色解放鞋。他们身后,孩子叽叽喳喳地玩着爸爸带回来的玻璃球。“大队书记都没他们气派。”王书国感叹。

    彼时,遍布全国的矿山上,开矿的爆炸声正隆隆作响。王书国恳求邻居带他下矿,为此他甚至“咬着牙给人买了一条烟”。

    离家的那天,他卷着被子,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然后轻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车。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在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

    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

    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

    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

    到了晚上,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

    “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说。

    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

    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

    这个场面让王传堂“十几天都睡不好觉”,但同样患有尘肺病的他,有时也会羡慕哥哥,“家里的负担轻了,女人趁年轻也能再找个好人家”。

    “爹娘只剩我一个儿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们就活不了。”王传堂把自己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好”。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

    每天睡觉前,因为适应不了晚上的凉气,王传堂会连续咳嗽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会一直站在窗外,直到听不到儿子的咳嗽声。

    王传堂知道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没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别过头,红着眼睛说。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王书国没有那么多负担。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儿子也已经成家,现在他考虑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经常看着门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测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两个尘肺病人,需要歇两次才能走完这条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张开手臂比画路的长度,“我现在也要歇两次,活不过明年冬天了。”

    王书国也目睹过大侄子服毒时的场面,这让他打消了喝药自杀的念头。“农药都买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害怕。”他也尝试过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觉得“太疼”,停了下来。

    最终,他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一夜之间都苍老了

    在郑忠友的诊所里,和输液的尘肺病男人一样多的,是陪伴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现的一个。

    这个42岁的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她还记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没告诉他什么病,只是说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

    从医院回家后,李光山少见地带回了礼物。

    “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孩子买了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睑,放缓声调说。

    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在积累财富,整个村子还沉浸在“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里的年轻女人也不再只会埋头劳动,她们有的换上了鲜艳的衣服,有的甚至涂上了口红。25岁的郭秀芹也开始觉得“原来活着这么有意思”。

    这个被村里人称作“美女”的女人当时并不知道,那两样贵重的礼物并非她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她作为尘肺病人妻子漫长日子的起点。

    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

    这时郭秀芹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随时起床,给丈夫喂水,也习惯了在山上砍柴时,中途跑回家给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饭。她甚至习惯了“每天看着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她把刚刚砍下的几捆树枝码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

    “过去男人对我来说就像大树,现在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郭秀芹摆弄着手中的菜叶,淡淡地说。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

    他们很快都确诊了自己的病情。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

    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

    “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

    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

    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

    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在从医之前,郑忠友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后,他终于抱上了钻机。

    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又饿又冷,搭了一个星期的顺风车才到家”。

    这次“真刀真枪”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

    如今,在“接触过村里九成以上的尘肺病人”后,他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

    “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诊所里整洁的办公桌旁,这个戴着眼镜正在开处方的医生抬起头,挑起眉毛说。

    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

    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

    “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

    “谁有我可怜?”王书国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这个冬天的每个周末,王传堂都要“追着太阳生活”。上午,太阳漫过东面的山坡时,他拎着凳子走出阴冷的屋子,开始坐在门口享受阳光。到了下午,因为西面的山太高,王传堂开始跟着未被遮去的阳光,在一条弧形的轨迹上移动。不到下午4点,他已经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他抬头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阳,无奈地提起板凳走进屋里,蜷缩着身子坐到火盆旁。

    3个月前,这个“追太阳的男人”曾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盘问前来采访尘肺病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验记者的证件。那时他靠在椅子上,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不屑,丝毫没有一个尘肺病人身上常见的虚弱。“证件看不清,不能采访。”他最后认定。

    “干部要有个干部的样子。”提到阻拦记者采访的事,去年年初刚当上村委会文书的王传堂忽然严肃起来。

    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镇上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例会让他吃不消,骑着摩托车来回行驶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镇政府的会议室在3楼,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每次不是第一个到,就是最后一个到”。

    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工作中,他们跟普通的村干部没有太多区别。在石佛寺村民的议论里,他们总是跟低保、养老保险、村工程等话题联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个月前的采访中,正是另外两个患有尘肺病的村干部把记者架到摩托车上,带离村子。

    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

    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石佛寺村。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

    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这个曾经的乡镇,只有两排不到200米长的门面房:一侧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侧则是与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层楼房。

    清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马路边围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画着说。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现在村里谁都没他有钱。”一个正在室外输液的病人,望着马路对面的诊所感叹道。

    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郑忠友小区里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

    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

    “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

    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

    “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

    “虚伪。”王书国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这个词。

    和叔叔不同,王传堂说他不在意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爱心,咱不能强求。”他扬起手在空中绕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

    “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说。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着的还是20年前的木门。

    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每到冬天大家都会围着柴火堆聊天。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

    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

    矿工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书国和他工友也曾作为数据,被写进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里。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

    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

    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

    王书国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家,那里有3间土坯房子,一头见人就嗷嗷要食的猪,还有4只到处寻找馒头屑的瘦鸡。

    2004年查出尘肺病时,这个家就是现在的样子。矿上打工存下的积蓄没有换回一块瓦片,只有堆满床头的药瓶子。

    “好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了”,王书国感叹着社会的变化,“这是最好的政策。”

    可这个政策也无法支持他越来越难的呼吸了。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

    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医生郑忠友也已经熟练掌握了尘肺病治疗的方法。“必须固心,他们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诊室里两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刚毕业的郑忠友和老乡一起去河南“偷矿”。有一次,他背着满袋子的矿石往山下狂奔时,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轰鸣的大型机械。打听得知,这是刚投产不久的陈耳金矿,在恳求下,他最终留下做了“背脚”。

    那时郑忠友还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个发现陈耳金矿的人。

    当时在家一天只能挣不到1块钱,而金矿的工钱每天有10元。郑忠友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他以为,自己的新发现,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本报记者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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