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问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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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尘肺病矿工凄惨的生活
时间:2015-12-31 17:38:00 来源:小小鱼劳工服务部 作者:平利小民 浏览: 4141

        因为打工经济植下的隐患,尘肺病死亡潮在陕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爆发,一年之内有10余名矿工死亡,背后是数百名感染者。这个小镇在山西金矿劳务中占有特殊地位,它的尘肺病爆发揭开了山西矿业尘肺病危机的帷幕
         10月12日,出院回家的当天晚上,林志学的肺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没能再吸入。他近乎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没有仪器监测他肺中的嘶嘶声。
         半个月以来,林志学倚在广佛镇医院的病床上,一个氧气瓶的容量,限定了他半个月的存活长度。由于躺着肺里憋闷,林志学不得不时时坐起来,尽管他没有坐起来的力气。在夜里,他没有一分钟能够入睡。
         弟弟林志兵没有得到这份幸运或折磨,一周前,他在这间罗家院子的土屋里去世,死因是和林志学一样的尘肺,以及并发的肺结核。由于没有成家留后人,他也没有享受哥哥得到的一夜丧鼓。
        10月7日,是邹春胜圆坟的日子,邹是广佛镇闹阳坪村六组村民,半个月前在自家阁楼上停止呼吸。
        两个月之前,广佛镇塘坊村村民丁国辉在县医院死去,死时不到四十岁。
        三个月之前,广佛镇松河村村民刘仕兵因对病情绝望,在西安医院里上吊死亡。
         两年以来,广佛镇有十几位村民先后如此死去,病因是一个:尘肺。死亡的频率从今年急骤加速。
        在死者背后,是数百位尘肺病患者。仅在原松河乡分出的松河和闹阳坪两个村,报得出名姓的尘肺病患者已有一百几十人,多数是二期以上的中重度患者。村民说,林家兄弟身后的近期候补者,可以坐满两席。
        一旦病情发展到二期,当事人就丧失了一切劳动能力。在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经济能力缺乏和维权无门的困境之下,重症患者的唯一前景是等待死亡。
    这些人在患病之前,都曾有一个相同的身份:炮工。多数人病情的发现,是在山西或者甘肃的矿井中。
    山西矿业因为“血煤”受人诟病,“尘矿”的阴影却长期潜伏。庞大的山西矿业尘肺病工人群体尚未受关注,它很可能成为矿难之后山西矿业的二次危机。
    陕籍矿工是山西省矿工群体中的佼佼者。大巴山深处的广佛镇,由于特殊的渊源,在繁峙矿难发生前后,占据山西金矿劳务的特殊地位。这个无名小镇上发生的尘肺死亡潮,可能正在掀开山西矿业尘肺病危机的帷幕。
    艰难的死亡
    谢有前的胸口上方有一个洞。
    这是四十多天以前在县医院抽气胸留下的。由于呼吸困难引发的长期咳嗽咳破了肺叶,气体积在胸腔中,需要打洞插管子抽出,这也是县医院治疗的主要内容。
    去年下年,谢有前在陕西铜川矿务局医院洗了肺,洗肺之后“眼睛都是红的”。坐在观察室里,他想到了留下遗言。洗肺之后感觉舒畅了两个月,但随之肺部变得敏感,带来了感冒和长期咳嗽,造成了他今天胸腔上的洞口。
    因为不能再干任何劳动,他回到了山上的土屋里。寻常的几步上坡路,就会让他感到肺里的气不够用。
    但他相比起来仍旧是幸运的。和他一块去铜川洗肺的柯老幺(大名柯尊玉,广佛镇罗家院子村民)今年5月已经死去。柯尊玉在和哥哥合住的亲戚家一间土屋里过世,死前的十天他不能从床上下来,夜里常常说心里难受,发烧,要喝水,一晚上要喝一热水瓶。死后剩下一大包从村医处开回来的药,被哥哥扔进了河里。
    对于尘肺病,眼下洗肺是唯一积极的治疗手段。广佛镇很多病人到铜川去洗过肺。但是对于二期晚期以后的病人来说,洗肺无效且易导致死亡。罗家院子村的王祖成,是尘肺病并发结核加上肺气肿,铜川医院拒绝为其洗肺,只能回到平利县住院,县医院也拒收,说没有治疗设备,只好回到广佛镇住院,托了熟人才住进去。镇医院只能为其消炎,没有抽气的设备,又建议他去县医院或者西安。
    记者在县医院病床上见到了三位尘肺病人,其中两位来自广佛镇松河村,他们的日常治疗也只是消炎治感冒,以及病情加重后的吸氧。在这个医院中,家住闹阳坪村5组的尘肺病人李元国,今年5月在医院厕所里吐血身亡,鲜血积满了便槽。该院住院医生承认,他们只是消炎,没有治疗尘肺病的能力。
    病人发展到吸氧阶段,完全只能靠氧气瓶维持生命,医院一般是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家属拔管送病人回家,等待死亡。林志学即是在妻子从广东赶回后拔管回家死去的。
    林志学是在山西金矿里发病的,此前,他在山西繁峙县干了10余年炮工。炮工负责打钻和爆破,属于技术活,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倍。但打钻时浓烈的粉尘却埋下了祸害。根据多位尘肺病矿工的描述,在“打干眼”(无水钻探)的情况下,粉尘浓密到矿工看不到自己脚的程度。狭窄的巷道,使粉尘长期聚积难以消散。而矿工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连口罩也没有配备,偶尔捂一条湿毛巾。这样浓密的粉尘,甚至可以在几个月内造成不可逆转的尘肺。而这些发病的矿工,却大都在煤矿和金矿上累积干了多年。
    近两年来,尘肺病露头之后,多数矿井改用了打水眼,但是在一些私采的矿洞,由于抽水的条件不足,打干眼的情形仍旧存在。广佛镇冯家梁村1组的村民顾安银,4年以来在冯家梁煤矿10井当炮工,一直是打干眼,钻机一响一米内见不到人,终究导致他患上尘肺。
    对于不是炮工的工人来说,同样可能感染上尘肺病。松河村民李从有是山西繁峙县金矿的出渣工。工头由于赶时间,要求渣工们在放炮后烟尘未散时进入工作面,尘灰和有毒的炮烟一起损害了他的肺,使他感染上了尘肺并发结核。
    由于对尘肺病一无所知,多数矿工都是在感到长期乏力、感冒不愈的情形下查出病情的。很多人最初被诊断为肺炎、胸膜炎、结核等,一边治疗一边仍下井劳动,一旦确诊都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
    由于多数矿工害怕因查出尘肺失去工作,不愿意检查,各地矿方也没有进行排查,眼下确诊尘肺的人数,只是总数的一小部分。以进行了排查的广佛镇冯家梁煤矿为例,全煤矿50位炮工中,22人确诊有尘肺病,其余多数人均检查出肺部纹理增生。这些炮工多数以前也曾经在外地下矿。
    由于煤层常含有水分,煤矿的情况要好于金矿。就一位业内人士称,只要多年下井的矿工,90%以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尘肺,更大的尘肺病爆发和死亡潮还没有到来。
    生死贫困
    一间破旧的土屋,隐藏在广佛镇李家坝村街道的楼房深处,大门虚掩,黎远香独自卧病在床。不打开里屋的门,会误以为这里已无住人。
    今年32岁的黎远香体弱多病,眼下已经持续感冒3天。卧床的她仍然要自己强撑下地买菜,为放小学回来的小孩做饭。三年前,她的丈夫付作能在这张床上因尘肺去世了。
    付作能是松河村民, 14岁出门打工,在山西繁峙县金矿干了多年炮工。2007年在东北的铁矿发现尘肺病。发病之后,付作能先后在北京、安康、广佛镇住院,还按照广告四处订药,到死亡之时,已经花去了四——五万元,“以前攒的钱都花光了”。付作能失去劳动力之后,为了照顾他治病,原在外地打工的黎远香也失去了工作。
    黎远香和付作能是怀着对爱情和明天的期待“裸婚”的,小孩上学后他们在学校附近租房住。付作能去世之后,哥嫂可怜黎远香母子无处栖身,凑钱借给黎远香买了这座只值一万多元的烂房子住,黎远香因此欠下了外债。没有收入和长期患病,使她头上的债务不断在增多,低保的待遇也未到手。多病和孩子的拖累,使黎远香至今没有再找伴侣,以前供养的老人也被迫由付的兄弟负担。
    付作能这样的治疗花费,在广佛镇尘肺病人中是普遍的。松河村民李从林的儿子李仁平四年前因尘肺病去世,此前曾辗转北京、上海、西安、湖北十堰、安康、平利中医院和广佛医院治病,其中在安康人民医院17天的治疗花费3万多。去世之时,李仁平自己积攒的近8万元花销净尽,李丛林又四处借贷了近5万元,“借债一直到今年才还清。”
    多数尘肺病人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他们的治疗花费一般也在数万元,其中洗肺的成本一次即在万元以上。矿工刘仕兵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0余岁,尚需供养老人。治病花去数万元之后,他由于不愿连累家人,在医院厕所里上吊自尽。刘仕兵死后,原住的土房子转给了亲戚,仅余一间,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在广佛镇上做布鞋卖维生,老人自己爬生活。林志学兄弟的接踵去世,则使得这个有多位老人和残疾人的家庭失去了起码的维持能力,两人的丧事由村里负责操持。
    在大陆尘肺病日渐爆发的现实下,虽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因为矿工的“病急乱投医”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数位广佛镇尘肺矿工都提到曾在北京的某家民营医院接受治疗,且曾根据媒体上的广告购买药物,却无甚效果。不管是在官方或者民营医院治疗,费用都很高昂。
    对于那些仍在生存的尘肺病人来说,他们身受着失去劳动能力、无法挣钱养家和高额医疗费的双重夹逼。广佛镇冯家梁村的谌启东,2009年在广佛镇街附近买了房子,却由于治疗尘肺病不得不卖掉,妻子为维持生活到县砖厂打工烧砖。最近由于无处借债,他放弃了治疗,住在县砖厂的职工宿舍里,病势日渐沉重。他们的家属,则处于延续亲人性命和陷入债务深渊的艰难抉择之中。
    由于这些尘肺病人均处壮年,是当地的主要劳动力,以前亦是劳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患病不仅造成一个个家庭的返贫,还直接干扰了当地的扶贫和经济发展规划。死去的尘肺病人李元国,父母为其花费近5万元。家住滑坡地带的李家,已被列入地质灾害整治搬迁规划,却因经济困境而难以挪动。蔡孝义担心,尘肺病人如果广泛爆发,村里的扶贫搬迁即受沉重影响。政府补助林家起新房的计划,即由于林志学兄弟的连续患病搁浅。
    对于这些矿工来说,由于没有别的技能,即使已经确诊尘肺病,只要还能干活,不少人仍然选择继续下井,直到最后被矿方拒绝。而他们的下一代,仍旧远赴山西甘肃河北等地下矿,或在本地的煤矿就业。平利县人事劳动社保局副局长王建春说,这些矿工发现尘肺后,甚至在工种上的选择余地亦不多。邹春胜的坟圆好后,他的两个成年的孩子当天就出门下矿,他的妻子此前在山西一所金矿里做饭,由于家中无收入,考虑不久之后再去。
    维权梗阻
    4年前,李仁平在山西繁峙县的金矿上发现尘肺病后,去找工头要求赔偿,差点遭到一顿殴打。工头说,你挣了钱还想赖矿上,考虑到你在矿山干得久,老板又是乡亲,才放过你。
    绝大多数矿工在查出尘肺病之后,都没有想到去找矿老板赔偿。林志学的妻子文清香说,丈夫能在矿上干,是老板的照顾,不好提赔偿的事。林志学的岳母称,村支书蔡孝义协调矿老板拿了几千块钱。蔡孝义说,由于在山西包矿的几个老板是本村人,他以个人情面说服他们为林家捐助了一些钱,并不是赔偿的性质。
    谢有前的想法则是,自己在不少矿上都干过,说不清是在哪里得上的,不好去找最后下矿的老板。这代表了多数矿工的想法,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他们在众多矿井和矿老板手下辗转。矿老板们也抱有这种想法。一位紫金矿业山西金矿的股东说,虽然他很同情该矿查出尘肺病的矿工,但并不能认定矿工是在眼下的紫金矿业得的病。
    但事实上,矿工们等于自行放弃了法定的权利。大陆《职业病防治法》第53条规定,工人没有办理工伤保险的,发现工伤由最后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实际上,就算矿工们认识到了这条法定的权利,他们的维权仍旧面临多重障碍。其中最困难的是劳动关系认定和尘肺病鉴定。虽然眼下县以上各级医院均有检查出尘肺病的设备,权威的鉴定却需要经由用人单位申请在指定的医院进行。
    冯家梁村八组村民陈忠兴,去年在地处繁峙县的紫金矿业下属金矿检查出尘肺病,他试图向矿方索赔,并在繁峙当地聘请了律师。矿方口头承认他在矿上打工的事实,却不肯出示劳动关系证明,因此陈忠兴得不到繁峙县劳动局的介入仲裁,亦无法经官方检验确诊其尘肺病。在山西打官司花掉上万元之后,陈忠兴难以为继。
    谌赞凯被视为广佛镇尘肺矿工维权第一人。为了确认劳动关系,他几乎走完了一整套程序。谌赞凯早年曾在山西打工,2009年他在冯家梁煤矿做炮工,年底在县医院检查出尘肺病。2010年9月份,他找到了煤矿老板汪民富要求补偿,汪称谌不可能是在他矿上得的尘肺,可以打官司。谌赞凯了解了有关法律后,找到县劳动局,劳动局称需要安康市疾控中心的诊断证明。谌去安康市疾控中心确诊,中心称要用人单位开证明。谌返回找劳动局申请仲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员会开过庭却不做结论。45天仲裁期限过后,谌赞凯向法院起诉。2010年旧历年底递诉状,到2011年六月份,谌赞凯拿到了民事判决书,判定劳动关系成立。
    当月21日,谌赞凯拿着法院的判决再赴安康市疾控中心,中心受理了检验申请,一个月满后出具了工伤鉴定,谌赞凯为“煤工肺尘二期,肺功能轻度损伤”。谌持此鉴定回县找劳动局申请工伤鉴定,得到了受理,7月22日下发了认定工伤决定书。但谌赞凯仍需要去安康市劳动局做劳动能力鉴定,这份鉴定至今仍未出具。拿到鉴定之后,谌赞凯仍需找劳动局进行最终的劳动仲裁,确定煤矿的补偿标准。
    谌赞凯感叹,这样漫长的维权过程,体力、时间和金钱缺一不可,他为“打官司”已花去近万元,只期待自己不要倒在维权路上。有关部门的每一次裁决,都撑满了法律时限。矿工们选择放弃维权,一个主要因素也是没有精力、时间和能力。“一得病,只顾着治病,哪有功夫去打官司”。重度尘肺病人贺军的妻子说。一些矿老板往往是当地巨富,担任县、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使得矿工在选择维权道路时多了一层疑忌,有关部门对法律时限的穷尽似乎又印证了这一点。王建春也承认,矿工在维权中要想证明劳动关系和获得工伤鉴定面临实际困难。为此他们将进行整改,在本县煤矿中全面补签劳动合同。
    即使是确凿无误的劳动关系,也不意味着能顺利得到补偿。吕友林三兄弟在吕家湾煤矿上干了5年,去年查出了尘肺,却由于煤矿在最近转手而无人负责,为了迫使原矿老板出面,吕友林等人堵住了煤矿道路,被派出所拘留3天。10号井的顾安银等人签有劳动合同,但因为没有市疾控中心的尘肺病鉴定,被劳动局和经贸局互相推脱,不得不坐在经贸局不走。
    由于找到矿方的尘肺病人越来越多,冯家梁煤矿为防患于未然,于今年7月份组织了尘肺病排查,对于眼下查出轻微尘肺病或肺部纹理增生的,要求与矿方签订保密协议,若以后发病,矿方免责,否则不能继续上班。这份协议被部分矿工接受,但被多数人拒绝,矿工陈忠海患有轻度尘肺,考虑之下他拒绝了签约,原因是“如果将来国家有补偿政策,我岂不是被老板装进去了?”
    实际上,即使是部分矿老板,也患有尘肺。当初他们也有过或长或短的下井经历。一名承包金矿的老板坦承,他本人一年前检查出尘肺病,而他的叔叔也死于此症。由于经济条件好,数名老板去过秦皇岛或者铜川医院进行洗肺治疗。但对于尘肺矿工的维权要求,他们忧心忡忡。《职业病防治法》53条尤其像一块巨石压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陷入了既要面对发病矿工索赔,又不敢排查现有矿工,同时又担心这些人在将来某天发病索赔的危险。他们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回避以及在矿工维权路上重重设限。
    一位熟知内情的山西金矿从业人士说,矿老板并不是煤矿、金矿开采中最大的获利者,经过了数轮整顿,他们的包矿成本高昂,财富没有外界传说中那样丰厚。矿业利润的最大头被国家拿走。尤其是中小包工头,他们实际上难以单方面应对尘肺病的爆发。一位小溪沟煤矿的包头,检查出了尘肺,却顾不得治,又过山西去包矿。
    紫金矿业山西省金矿曾经做出过单笔尘肺病补偿,金额23万元,谌赞凯、陈忠兴等人正是从这个例子上得到了鼓励。但一旦面对大批的索赔者,矿老板们显然实力不足。
    这位人士认为,仅靠“第三方责任”强制解决不了问题,国家应该出面组织由财政、国有大矿、承包者以及社会捐助组成的多方基金,来应付爆发的尘肺病危机。实际上,这种例子已在甘肃古浪等地出现。对于矿老板们来说,如果必须直面尘肺索赔危机,这是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
    兴盛危机
    尘肺病起于矿业大省山西,却在大山深处的广佛镇集中爆发不是偶然。
    陕西是劳务输出大省,90年代以来,在山西矿井的数十万劳工中,陕籍矿工是其主力。在繁峙矿难以前的山西矿业“战国时代”,陕西矿工凭着吃苦和抱团,在与云贵籍矿工的争夺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了在山西金矿劳务领域的主导地位,多数充当较有技术含量的炮工或管理者。陕西籍工头在劳工金字塔中占据顶端地位,并转化为后来的矿老板。
    广佛镇下辖的原松河乡,是2002年繁峙矿难之前繁峙第一包工头金国宗的家乡。业内人士回忆,当时繁峙县义兴寨黑口子云集,矿工总数达到3万多人,陕籍矿工超过一万人,而金国宗是这些矿工的总工头。繁峙矿难的媒体报道中,曾隐约提及金国宗的角色。金国宗最著名的事迹是带领陕籍工人赶走了云南工头赵匡胤(音)和他的云南人马,夺取了繁峙县另一座金矿。
    金国宗发达的过程中,松河乡亲们多跟随他出门打工,这直观地解释了眼下尘肺病爆发在松河最为严重的原因。记者接触的多位尘肺病患者,都是当初跟着金国宗的人马出门下矿的。
    繁峙矿难引发国家整顿之后,陕籍矿工流散四方,遍及山西、甘肃、河北的煤矿和金矿。金国宗及其手下的工头随着私人入股政策放开转化成矿老板,随着越来越严格的山西矿业整顿转战甘肃或陕西家乡,带动矿工的流徙,使得广佛镇的另一部分尘肺病工人是在本地矿井中发病。
    尘肺病爆发之际,县域经济思路亦面临检讨。平利县当年鼓励打工经济,扶持老板外出包矿,在快速致富的同时埋下了隐患。近年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并没有改变当地“打工、包矿经济”的核心模式。一个矿工成功的道路是变为矿老板,而矿老板亏损后也可能转身为矿工,这成为当地认同的事业模式。
    在打工经济的繁盛背后,已经付出了众多生命代价。松河乡老人甘启万曾统计,松河的矿难死亡者至06年已超过130余人。由于矿难使家属得到补偿,这些人命的代价被掩蔽在繁荣的背后。而如今,尘肺病的死亡和贫困阴影,成为这种发展需要兑现的更大代价。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对于尘肺病爆发的危机,平利县政府尚未有所掌握,分管劳动的常务副县长邱志华称,对此现象他尚不知情,没有接到下面的汇报。得到记者通报之后,县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全县检查和整改。对于帮助矿工出省维权,人事劳动社保局局长王绩双做了积极表态。但事实上,由于这些出省的矿工多半是在本地矿老板承包的井下干活,政府亦投鼠忌器。
    王建春坦承面临两难处境:尘肺病危机必需应对,但一旦公开,矿老板无力面对众多索赔的尘肺工人,责任必将落到政府头上,而一个小县的财政必将无力承受。“外松内紧”的摸底,是眼下一种权宜的选择。
    附:广佛镇尘肺病患者死亡名单(部分)
    人名 死亡时间 死亡年龄 住地
    李仁平 2007年 29 广佛镇松河村
    付作能 2008年 34 广佛镇闹阳坪村
    赵长陆 2009年 不详 广佛镇正街,从松河迁来
    李宗友 2010.12.27 48 广佛镇正街
    甘启全 2011.1.29 不详 广佛镇松河村
    刘仕兵 2011年 不够40岁 广佛镇松河村
    柯尊玉2011.4.17 40 广佛镇罗家院子村6组
    李元国 2011.4.20 34 广佛镇闹阳坪村5组
    陈庆友 2011年 6月 48岁 广佛镇香河村五组
    丁国晖 2011.8 不到40岁 广佛镇塘防村
    邹春胜 2011.9.25 57 广佛镇闹阳坪村6组
    林志兵 2011.10.4 39 广佛镇罗家院子村2组
    林志学 2011.10.12 41 广佛镇罗家院子村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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