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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维谷 ——一个中国年轻人与“房子”的博弈和妥协
时间:2015-6-11 10:55:00 来源:破土网 作者:黄谬 浏览: 3323

    摘要:“我是一个爸爸,外面租房很贵,我的基本状况是:家庭处于撕裂的状态,我没有能力租个房子把老婆、女儿接到深圳来生活。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教的;她叫第一句爸爸,我没听到;她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我对我女儿很愧疚,但是我无力去改变这些东西”。


    第一次见到陈斌(化名)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工友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多是一线工人,陈斌也在其中。他介绍了自己是工业区内某个工厂的一名业务员,然而,他的自我定位是“工人”。今天的中国社会,“工人”的定位已经变得不清晰,那段特殊的社会主义历史让“工人”这个指称在中国变得模糊,现在似乎更流行用“农民工”来描绘当下的大部分工人。

    我记得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爸爸,外面租房很贵,我的基本状况是:家庭处于撕裂的状态,我没有能力租个房子把老婆、女儿接到深圳来生活。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教的;她叫第一句爸爸,我没听到;她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我对我女儿很愧疚,但是我无力去改变这些东西”。他说完这句话,大家就都沉默了。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没有能力在深圳租房子”,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在深圳买房子”。也许,他连想都未曾想过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吧。

    因为第一次见陈斌是在“工友交流会”上,我想当然地认为他应该跟大部分“农民工”一样,中学就辍学出来打工,或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于是,第二次见面时,当得知他竟是大学本科毕业时,我非常惊讶。我讶异的是,一个大学生竟然会自我定位为“农民工”,今日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竟然无法在深圳租房定居!犹记90年代初期,大学生还是城市中的“珍稀品种”。

    我并非不知道中国社会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大学生弱势群体,早在2009年廉思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中呈现了以高智、弱小、聚居为特点的大学生群体时 ,我便关注到了这个群体。只是2009年的“蚁族”多数尚未成家,他们多数将当下的困境视为生命历程中的一段落魄岁月,他们对自身未来的期待是“社会精英”,“绝大多数蚁族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内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高,对自己未来成功普遍抱有很强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蚁族和社会精英之间的边界具有通透性。” 那时候的蚁族虽然辛苦,却“意气奋发”,对未来充满期待。而今日陈斌,正在以自己的生命历程给2009年的蚁族们重重一击。



    三迁工作

    陈斌,27岁,19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肥西县的一个村落,2009年毕业于合肥某普通本科院校国际金融专业。2009年的合肥还弥漫在“学好外语,进军外企”的氛围当中,“进外企”成了陈斌和他的同学们共同的梦想,他一直希望延续大学专业,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然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合肥一家游戏公司当英文客服,刚进去的基本工资是800,转正后是1500。由于英文客服需要跟国外客户交流,所以他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当时的平均工资不足2000,公司没有包食宿,所以他还需要花200多块钱在外租房。

    2011年,本着想“出去看看”的心态,并延续“国际贸易”的职业规划,陈斌去到了姐姐打工的东部沿海城市——宁波。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加工厂做出口工作,2011年,他的基本工资是1800,包吃住,还有1%的销售额。他第一年的提成是15000,第二年提成是25000。就在宁波的这家工厂,他认识了他的妻子,并于2012年结婚。他的妻子是安徽阜阳人,在该加工厂当质检工人,怀孕后便回安徽老家待产。

    陈斌的父母都是60岁左右的当地农民,家中有个姐姐,为了能支撑弟弟读书,很早就出去打工了。陈斌的父母除了平时在自家的农地上种田之外,还会在村里打一些零工。村里有个木板厂,不仅打理农田,父亲还会到村里的这个工厂打工赚钱,有时候村里有人建房子,父亲也会去当建筑工。陈斌告诉我,从大二时,他就没有再花过家里的钱,除了在学校争取励志奖学金之外,寒暑假他也会去打工赚钱。结婚的所有费用,也都是自己工作几年赚的。

    妻子怀孕后,经济压力开始增加,陈斌不得不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他听亲戚朋友说深圳的工资比浙江更高一些,于是,他也动了前往深圳工作赚钱的念头。除却经济方面的考量,陈斌对深圳实际上也有一些向往,年轻的陈斌想去探索这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于是2013年五月份,在女儿出生两个月之后,陈斌只身前往深圳迎接他的第三份工作。陈斌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处于发展阶段的贸易公司,老板也比较年轻。作为外贸业务员的陈斌底薪四千,包食宿,同样是1%销售提成。由于2013年初来乍到,陈斌的提成只有几千块,但是2014年,他估计会有三四万的提成。




    一环扣一环,不得不买房

    2014年初,陈斌买房了,不过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合肥郊区。90多平米的毛坯房一共花费了59万,首付是19万。他的父母掏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五万多,而他和妻子两人几年工作下来也有八九万的积蓄,双方的姐姐也各自拿出了两万的积蓄借他们。就这样,拼拼凑凑,把首付凑齐了。陈斌的提成是每年一次性提取的,现在他每个月都在还房贷,他每个月有2900的贷款要还,而剩余的1100则一方面承担自己每月的简单消费,一方面承担家庭的支出,生活相当拮据。为了尽量避免任何可能的消费,他的生活已经被压缩得不能更简单了。

    说到买房,陈斌说,“其实之前没想过要买这个房,但是如果没有房子,我回去要怎么生活?孩子要在哪里上学?上学的租房费用要如何承担?老家也要被拆掉了,到那一天我不想一家人没有地方住”。

    这要从一笔帐说起。陈斌说,“我如果把我老婆接到深圳来,那么房租、奶粉钱和小孩生病的花费,这些费用加起来一个月两千块是跑不掉的。如果我老婆不上班,我就要一个人养三个人。如果我老婆去上班,小孩又没人带。以后上了幼儿园,学费就更多了。”以陈斌今天一个月4000块的收入,要在深圳租房养家恐怕不可能,买房就更是他不敢想的了。事实上,不仅在深圳租房生存困难,即便是在合肥,要一家人租房生活,也并非易事,陈斌告诉我,他的行业在合肥的基本工资就2500左右,提成部分也无法保证。可见,即便回到合肥,陈斌同样面临着这个困难,并且收入还会大幅度降低。所以,除非回到老家村里,否则在其他任何城市的租房费用对于陈斌一家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

    昂贵的租房费用并非导致陈斌决定买房的唯一原因,2012年,由于合肥新桥机场的建立,周边的村落必须拆迁,而陈斌的家也处于拆迁的规划范围内。他告诉我:“我们那边很多地方,地一旦被征了之后是没房子住的,要到镇上租房子,并且很可能租不到房子。我周围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政府会给你租房补贴,但是新房子还要过几年才能盖好,要等盖好了,政府才能给你。”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陈斌一家老少将可能面临数年时间在外租房的窘况。他说,“每个人都想要有个家,没有谁想漂泊,不能居无定所。如果只是住宿,感觉又不一样”。

    且不提陈斌担忧的“寄人篱下,房东随时能让你一家离开”的困境,这个社会对老弱妇孺的租赁也并不友善。他说:“有老人租房特别不方便,有些房东不给老人租,嫌老人脏,又怕老人生病,有忌讳。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口人,要租一个称心的房子也不容易”。老家面临拆迁,也是促使陈斌下决心买房的原因之一,长期户外劳作的陈斌父母都已是耳顺之年,陈斌实在不忍心父母再遭受迁徙之苦。

    女儿的出生,迫使陈斌一家最后做出了这个决定。正如陈斌对自己目前家庭状况的描述,他的家庭目前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陈斌只身在深圳工作,妻子不得不离开老家到合肥市的工厂上班,而女儿则在老家由陈斌的父母带。妻子每周休息一天,这一天她会赶回老家与女儿相聚,加上加班费,妻子每月的工资有3000多。我也问过陈斌,为什么不让妻子到深圳工作呢,这样至少夫妻两人可以团圆。他说:“主要是考虑到孩子比较小,她在合肥工作起码周末可以回家看小孩,她(女儿)已经没有父爱,我不想她连母爱都没有。”随着女儿逐渐成长,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买房。“租房子最怕搬家,房东让你搬,你就得搬,毕竟那始终不是你的房子。而搬家的时候,最头疼的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你搬走了,孩子读书怎么办,孩子小学初中最好学校固定一点,不然影响学习。”种种原因,让陈斌全家最终决定凑钱买房子。孩子的出生,对于陈斌一家而言,无疑是买房的巨大动力,我也问过他,那怎么不迟点再要小孩呢,他一句“太晚生没人帮我们带”竟把我堵得哑口无言。

    讲完故事之后,陈斌突然对我说,“不讲起来还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不得不买这个房子。”




    进退维谷,不敢想象的未来

    像陈斌这样,没有重点大学毕业证,没有资源,只身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并非少数,他们以各种方式蜗居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或者如蚁族般聚居而住,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对一线城市带有憧憬,然而,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对他们而言却非常困难,更别提举家定居于此。种种困难让他们对这个城市望而却步,而有限的收入使得他们不得不减少社交,这又让他们难以融入这个城市。有人会说,何不回家?“逃离北上广”早就不是什么新颖的口号,陈斌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二线城市同样有种种无奈。像陈斌这样,在家乡所在二线城市亦没有多少资源的人而言,“逃回北上广”又成了当下的另一种潮流。“逃离”还是“逃回”,无论怎么选择,不可避免的都是前路茫茫,他们进退维谷,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徘徊。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未来?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状态。我爸妈都年纪大了,我爸干不动了,女儿也要读书了,明年我必须回去。一份工作只能还贷款,我还有一些债务要还,一份工作应付不来,到时候可能只能找几份兼职”,陈斌说。

    陈斌现在跟家里的沟通全靠电话,深圳的生活节奏和老家又有一些不同,他自己和妻子也常常加班,所以实际上他们的通话频率也并不高。然而,如今的每一个电话对陈斌而言都是巨大的压力,每一次电话的主题都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告诉我,“十一的时候我老婆就让我回去,但是我债还没还完,她每次打电话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还完外贷再回去,不然回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姐姐的钱了。我不知道别人父母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我父母都唠叨,他们唯一的指望是我,就希望我回家。记得有一次是年关,我爸在工厂里喝醉了,还是在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对于孝顺的陈斌来说,父母的盼归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在农村长大,他亲眼看到父母亲有多么累,父亲打工的那个工厂条件很差,中午刚吃过饭就要开始干活。父亲要一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休息的概念。

    当然,妻子和孩子的期待也让陈斌在这座城市坐立不安。“不仅老爸老妈说,我老婆也在电话里说,让我早点回去,她说,你看你,每次回家,孩子都不认识你。是真的,孩子看到我就哭,抱她的时候也不让我抱,像个陌生人。那时候觉得很心酸,在外面打拼虽然经济好一点,但是失去了很多东西。虽然我也能在电话里听到她喊爸爸,但是我却不能参与她的成长。我觉得我女儿好可怜,老家也没有同龄人,她一个小孩子每天只能跟在奶奶身后。这一点我就比她好很多,我小时候父母都在身边。他们现在虽然物质上比我们拥有得多,但是精神上很可怜”。

    就陈斌一家目前的状况,改变家庭撕裂状态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去”。然而,不管“留下”,或是“回去”,对他而言都是煎熬。“回去”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对他而言,当前的最大问题,就是还清买房留下的这些债务。



    结语:这不是陈斌一个人的故事。

    他告诉我,他身边的所有亲戚朋友都正在经历这种家庭撕裂的境况——劳动力在另一个城市,家里剩下父母孩子。放眼中国,几个亿的人口都在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不仅是陈斌这样的农村大学生,数亿农民工也大多数面临着这个困境。当然,农民工问题又是不同的脉络,他们的困境与陈斌也有不同,这里不作展开。让我们回到陈斌的故事的本身,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房子/一个家把陈斌逼到不断换工作,而今又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这又哪里只是一个房子的问题?正如陈斌自己所言,“这些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么,我们要如何去解开房子背后的每一个环节?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经济学认识论的转变:从经济活动分析延伸至之前被认为的非经济领域,从经济活动的分析转向人类行为的内在合理性分析。每一个个体被建构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而经济人也被重新定义为自己的企业家。 作为经济人的劳动者成为具有人力资本的技能-机器,教育、健康等问题被纳入了“人力资本”范畴当中。 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已经渗透到个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从个人发展到家庭,到教育,到后代,我们和陈斌都活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底下。那么,女儿的出生、父母的健康自然也逃脱不了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型。

    今天陈斌们的生命已经完全被新自由主义制度绑架了,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反抗的余地。故而,女儿的出生在带给陈斌一家喜悦的同时,更多的无疑是压力。这种压力迫使陈斌为增加收益不得不流动到深圳,家庭从此撕裂。然而也正如陈斌所说,再迟几年他的父母便没有能力帮他带孩子了,那么孩子的教育成本又将提高。而在今日的中国,若是选择不要孩子、反抗既有的家庭体制/文化传统又将给陈斌带来更多不同的——可能是来自父母的,可能是来自社会的——压力。

    表面上这是陈斌自己选择的生命,实际上却都在整套既有制度的计算之内,即便不买房,他也进退两难。他最终与无数普通人一样,屈服于既有结构,然而作为金字塔底层的他不同于2009年乐观的蚁族,他是悲观的、痛苦的,却不得不向前的。即便前面没有希望,即便他连自欺欺人的本钱都没有了,他依旧受制于这套新自由主义话语结构;而此刻房地产商正站在结构的顶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

    此刻,我们——所有和陈斌一样正在为房子而努力着的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拥抱新自由主义,成为地产商等垄断资本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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