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松劳动哲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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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劳方集体谈判可有力推动市场经济
时间:2013-3-12 0:00:00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王江松 浏览: 4414

    ——就打工者问题答《中国周刊》记者问

    问: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当程度是靠剥削压榨打工者,您怎么看(打工者问题的起因,发展,现状和未来)

    答:打工者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所有经历过、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都存在打工者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的问题,只不过由于中国城乡分治的体制和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打工者问题尤其严重。有人因此会得出结论说,既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既然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也存在农民在转化为工人过程中遭受剥削压榨的普遍现象,那么,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现象加以道德谴责就是无济于事的,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会抚平一切历史的创伤。还有人甚至认为,农民进城做工,已经获得了“比较收益”,打工者自己能够接受,其他人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市场机制会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的,比如用工荒一来,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企业自己就会把工资水平提上去。

     让我们分两个层次来展开论述;

     首先,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存在打工者遭受剥削压榨的现象,不能拿来为我国目前剥削压榨打工者的观念、行为和制度辩护,因为我国打工者受剥削压榨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读一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会明白,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工人阶级吃穿住都很差,但总归还可以在城里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从而完成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按照当时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工资至少包括维持工人本人正常生活状况并养育其家属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费用。照这个最低标准来衡量,我国打工者的工资长期以来是被人为压低到不能完成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功能的水平上的:他们不能在城里安家落户,不能过哪怕是一种贫穷但完整的家庭生活,不能满足最基本的人性需要;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由老人或亲戚养大并接受低水平的教育,长大后继续进城当打工者。这就是社会学界所说的“拆分型打工者再生产体制”。数千万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无数孩子在缺少父母亲情的情况下茫然长大,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问题是无法估量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过度的、杀鸡取卵式的剥削和压榨,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依照其GDP至上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招商引资,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则凭借权力的庇护无度榨取工人的血汗。这种剥削和压榨在很大程度上是超经济的或违背经济理性的,因为权力在这个过程不仅保驾护航而且分享利润,因为工人的严重贫困使得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链条难以为继,毁坏了市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一根重要支柱。

     其次,即使中国目前对打工者的剥削压榨没有超过欧美国家早期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阶段的水平,在方法论上也不能用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之辩护。“市场”不是无人身的理性或无人格的物质装置,而是由无数具体个人及其力量构成的博弈和交往场所,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总福利的扩展,一种劳资极度倾斜的市场结构是不可持久的。资本在早期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和强势地位,并不一劳永逸地证明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劳动一方的积极维权、联合抗争和集体讨价还价同样是“市场”的内在构成要素,是推动市场经济更为公正合理地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这已经被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相反,如果没有来自市场内部力量的有力制衡,市场经济早就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而土崩瓦解了。

     中国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确在很大学程度上是剥削压榨打工者而获得的,举个例子说,大量涉尘企业得到利润了,政府得到税收了,官员得到好处了,而得了尘肺病的打工者(约600万),却被赶回到他们的老家等死去了……如果我们还是人,还有点良知和羞耻,还讲一丁点儿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就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如果还有人再说什么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与历史进步的必要代价,应当追究其反人类的道德责任!

     问:压榨打工者的发展模式还能持续几年?有没有解决办法

     答:按可能的趋势而言,中国还有数亿农民要转化为工人和市民,官方经济学家所谓“人口红利”还没有挖掘完毕,因此,剥削和压榨打工者的发展模式似乎还可以延续很多年。就像林毅夫无比自豪地预言的,中国还能有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过这显然是对“经济”的一种偏狭理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导与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盲目乐观。

     首先,“劳动”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变量,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无休止地忍受没有底线的剥削和压榨,他们会消极地关闭自己的劳动或积极地反抗剥削和压迫,而这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损失和生产秩序的混乱,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其次,占人口多数的贫困人口缺乏有购买力的需求,直接意味着市场萎缩、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第三,经济危机引爆社会和政治危机,在中国目前历史条件下,必然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动乱,使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付诸东流。从社会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因素本来就是相互作用的,一切违反法律和道德、毁坏人性和人权的经济行为,不仅会带来严重的政治、社会、文化后果,而且必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

     问:打工者维权的政治法律缺陷以及对社会安定的影响(是不是中国这种体制反而使打工者维权比起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更多缺陷)

     答:打工者维权太难了!首先,他们诉求的对象整个儿就是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是无比强大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本身就是阻挡他们融入城市的坚硬的壁垒,这些制度的功能就是要在有效地榨取和利用完打工者之后把他们赶回农村去,执行这些制度的官员全都是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可怕的是,他们还得到了为数不少的市民的短视的支持。

     其次,现行政治法律不能提供给打工者有效和足够的维权资源,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政协中,打工者代表寥寥无几,根本不能形成足以影响立法的声音;在现行宪法、劳动法、工会法中,一方面有一些可资利用的条款,但同时也有一些阻止打工者维权的条款,比如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劳工三权”在中国或者付诸阙如(如罢工权),或者加以中国特色的解释(如把团结权解释为只允许加入一个工会,把集体谈判权解释为党政主导的集体协商权),从而实际上取消了打工者的法律主体地位。打工者如果进行自组织的维权行动,就会成为各级政府的维稳对象,甚至动用警力和司法力量进行压制。

    政治法律制度的滞后及其高压政策,将使执政党和政府日益失去打工者的信任和希望,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在他们中就会爆发突如其来的停工、罢工、游行、请愿、上访,近年来,这类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大年三十(29日),各地还有打工者在赌路讨薪。据网友通过微博进行的统计,全国各地过年前爆发的群体维权事件:25112件、2696件、2782件、2848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工人堵路讨薪。连年都过不好,这给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动摇啊?这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多大的损害啊?

     全社会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打工者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学术界和社会舆论这些年来一直在向政府呼吁,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结构,让打工者尽快融入城市以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发展;同时,遵守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从法律和制度上切实保障工人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等实体性权利与团结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程序性权利。

     2013年开始,可以通过推进如下三个环节的改革逐步落实工人的上述权利:

     1、工会直选。深圳市和富士康计划在工人中进行排除其他干扰的工会直选,值得关注和鼓励,如果试点成功,应该在全国普遍推广。通过工人自主产生的工会组织,建立与资方的集体谈判制度,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纠纷的基本制度,西方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制应该跟上。

     2、放开对劳工NGO的行政管控,使之在法律规范下展开服务工人的活动,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

     3、按各社会阶层所占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代表,使工人代表的人数大大增加,在国家权力制度和法律层面落实工人的合法权益。

     这三项举措都有可资利用的现成的政治和法律资源,可以在企业、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同时发动而又彼此对接,在目前历史阶段是完全可行的。

    (题目为编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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