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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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专生亲历广东十年(161~170)
时间:2013-3-2 0:00:00 来源:网易读书 作者:狐狸的眼泪 浏览: 4672

     

    第一百六十一节

     

    接我位置的人,说来就来了。这个名叫明月的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个头和我差不多,身材也挺好的,圆圆有脸蛋,甜甜的笑,看着她的脸蛋就想亲一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她也是湖北的,和我是老乡呢。年龄比我小,不过阅历却不比我小,据她自己说,她去过东北,还在青岛呆过一个年头。

     

    在我带过的徒弟中,她是和我玩得很好的一个了。其实作为师傅,我一点都不好,因为我教徒弟没有耐心。一个问题当我说了两遍她还不能懂的时候,我就不耐烦了。忍不住要发脾气,可是她依旧不愠不火的。不过我没有心机,上班的时候骂她骂个半死,下了班,不用工作的时候,我们又玩得特别好。伟业太小了,办公室里面的女孩子也就三个人,而且我还是即将离开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三个人特别珍惜这热闹的机会。因为不久又后,伟业办公室里面,只剩下明月和阿平了。虽然传说中的非典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只是非典爆发之初,并没有到高潮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我们还会相约着出去走一走、虽然我们都是穷光蛋,但是空着口袋在街上行走却也快乐。那个时候快乐的理由非常简单,有时候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都会成为快乐的理由。我们就这样快乐地生活着。

     

    跟明月坐同一张办公桌的日子,似乎就跟当初我和我的师傅坐同一张办公桌的日子一样。只是一年前,我还坐在徒弟的位置上,现在我坐在师傅的位置上了。当然,坐在师傅位置的代价,是教会了徒弟以后,自己就要离去。当然,离去并不是离开广东,我还会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混下去。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明月比我幸福。记得上班第一天,她的手机总在不停地响,一会儿电话一会儿信息,她告诉我,是她男朋友在问她能不能适应工作环境。有男朋友真是幸福啊,进了新厂还有人问候,我可没有这样好地福气。不过和有男朋友的人在一起工作,也很幸福。明月因为有男朋友,所以生活得比我和阿平都阳光。上班第一天,她就抱了一袋奶粉去办公室,把奶粉藏进了抽屉,趁李小姐不在的时候,舀几勺奶粉放到茶杯里面,然后又舀几勺奶粉放进我的茶杯里面,倒了开水冲了,用勺子搅拌几下,一边端着自己的杯子喝,一边招呼我:“我们先把牛奶喝下去。”那个时候的我,对牛奶没有一点感情,觉得奶腥味的东西还不如糖水够味道,但是免费的东西,我当然喝下去了,虽然不如糖水好喝,我却并不讨厌它。后来听说喝牛奶能美容,在超市里面的液态奶只卖一块八一包的年代,我倒是经常买液态奶喝,一次买两包,一口气喝完了,把纸盒扔到地上,然后飞起一脚踢得远远的。记不起那个时候喝了多少液态奶了,终于在液态奶涨价前夕,我讨厌了喝它。这真是一件好事,在它还没有涨价钱就把它喝了一个够,就算它涨到一百大洋一包,我也对它不感兴趣了。这样算起来,我的胃比我的脑袋瓜子有经济头脑,能为我省钱。

     

    除了牛奶,糖也是明月必备的。不喝牛奶的时候,她的嘴里总是放着一粒糖,让糖在口里慢慢地融化,享受甜甜的味道。我和阿平也没有少吃她带来的糖,不过我们的糖瘾并没有明月大。明月似乎离不开糖,吃完一颗,就得马上再剥一颗放进嘴里。有一次她刚好放了一颗糖到嘴巴里面,只见一边的腮帮子鼓起了一个包包,正在这个时候,李小姐突然叫明月过去。明月先是吃惊抬起头,想努力消灭口中的糖,无奈那是硬糖,除非用力把它嚼烂了吞到肚子里面去,此外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只好鼓着半个腮帮子,硬着头皮走到李小姐的座位边上。李小姐训话,明月只是一个劲儿地“嗯嗯”地回答,却不敢张开口说话,估计一开口,她口中的糖就会掉出来。李小姐训了一会儿话,见明月总是不开口说话,狐疑地看了看明月,猜想她一看到明月鼓起来的半个腮帮子就知道明月不敢开口的原因了,她该训的话也忆经训完,才让明月回到座位上。

     

    明月进厂的时候,工厂并不赶货。对于跟进生产的人来说,这是好日子。在伟业厂,不赶货的日子少得可怜。明月来得还真是时候,至少她还不知道在伟业做跟单文员到底有多累,这样我才能尽快脱身。等她明白了,不想干下去的时候,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她又得等她的徒弟来啦!尽管如此,我一眼就看明月并没有准备在这儿长久地呆下去。伟业厂相对于她以前工作过的地方,确实艰苦。工作时间长,生活条件又不好。我骗她说,工厂以前在东莞的时候,生活条件还瞒好的,现在不好,那是因为刚搬过来,很多事情都没有理顺。等理顺了,一切就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伟业的生活是越来越差了。以前在东莞,就算吃得再差,至少每天都会去农贸市场买菜,工人们都能吃上一口新鲜菜。来了沥林以后,有一天总务对老板说,沥林的菜贵,而且给老板提建议,说谢岗农贸市场的菜比沥林便宜多了,倒不如去那儿买菜。老板一听,就说,那行啊,以后就在谢岗买菜。谢岗离工厂有一段距离,于是老板把买菜的任务交给总务一个人去处理。总务每隔五六天就去谢岗买一次菜,买回来的总是包菜大白菜白萝卜之类的菜,别说工人,我们都很少吃到肉。有一天上了一个排骨煮萝卜,盘子里面只有三块排骨,坐在桌前的可远远不止三个人呢!还有一天,实在没有菜吃了,每张桌上端了满满一盘豆腐乳。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骂,豆腐乳没有一个人去碰一下。等我们一吃完,就有工人拿着玻璃瓶来我们的桌上收豆腐乳。有的工人装了满满一瓶,拿着瓶子高兴得跟过节似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怀恋在东坑的日子。想想那个时候,每餐吃的都是好生活呀!一边回忆一边吃饭,越吃越懒得吃。我想着:反正过几天,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或许三峰那边的生活好一点吧!不过,后来证实,三峰的生活更让我失望,因为那儿吃得更差。这是后话了。

     

    明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没有吃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停几个小时的电。这几个小时,正好是在我们的加班时间范围。停电好,我们可以不加班。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溜到夜市里面吃麻辣烫去了。每人吃一碗汤米粉。一份汤米粉很少,只有很小的一碗,烫米粉用的汤是在麻辣烫的大锅里面舀上来的,还加了切得很碎的酸豆角。吃完一碗米粉,再从麻辣烫的大锅里面舀半碗汤喝进肚子里,立即就饱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又慢悠悠地走回去。烫米粉好便宜呀,才一块钱一碗,每次吃完,我去买单的时候,阿平总是说,让我请她实在不好意思,因为等到她发工资的时候,我就走了,想请我都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当然不能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只是对她说:别说这样伤感的话了,说不定某一天,我们还会在沥林这个地方相遇。

     

    有一天正在装货柜,三峰塑胶厂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让我下班以后过去一下,因为他已经给我买回了电脑,让我去试一下机。我告诉他,晚上再过去。然后继续装货柜。等到货柜装完,也就到了下班时间。找李小姐请了假,吃了饭就直奔三峰塑胶厂。上次去过之后,知道三峰离伟业不远,我没有坐车,走路过去了。到三峰的时候,那边的工人正在吃晚饭。老板让小莲带我去饭堂吃饭。我肚子里面饱饱的,并不想吃东西,不过想要看看那儿的工人都吃些什么,于是跟着小莲去了饭堂。

     

    刚走进饭堂,就看见摆在桌上了几只半新不旧大铝锅,一个长得又黑又胖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勺子,在给工人打菜。饭就放在菜的旁边,是用大铝盒蒸的饭。打菜的女人,一边给工人打菜,一边用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同几个男生打情骂俏。想必三峰厂的男工人应该是无聊极了,居然找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年轻的女人调情。很想知道工人们都吃什么,我走到菜盆旁边望了望。晚餐倒也有几样菜,一锅土豆丝,一锅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锅杂七杂八的菜,应该是中午吃剩下的。第一感觉,觉得菜还差不多,因为西红柿炒鸡蛋和土豆丝都是我喜欢吃的。不过后来才知道,我看到的不过也只是假相罢了,因为这两样菜并不是经常吃,只是我刚好碰到了。再看一看吃饭的工人,他们一勺一勺地把饭送进嘴巴里面,大口大口地吃。正在这个当儿,一个也是长得又黑又胖的女人,端着一只大铝盒走过来,她送饭来了。饭的颜色不好看,黄黄的,一看就知道米不好,是黄米。我不吃饭,小莲打好了饭菜,我就坐在她对面,陪着她吃了。我问小莲:“这儿的饭菜你吃得习惯吗?”小莲说:“还好吧。”我想,小莲能吃得习惯,我也能吃习惯吧。小莲一边吃饭一边告诉我,其实办公室和白班的工人是七点才吃饭的,六点钟是夜班的工人吃饭,他们吃了饭要去车间接班。今天老板让她六点钟就去吃饭,是要她带我去饭堂看一看。

     

    小莲吃完饭,又坐到办公室里面去了。三峰塑胶厂比伟业厂还要小一些,文员自然特别累。小莲的办公桌上摆着两部电话,时不时有电话响起来,一听小莲说话的语气,我就猜到准是客户打电话来催货了。只见小莲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接客户电话,时不时用手捂住话筒,问小李子生产的进度。小李子被问得烦了,他告诉小莲,车间里面的生产速度太慢,做不出货来。后来,我加入到办公室文员的行列以后,我发现,我、小莲,我们会经常和小李子经常吵架,不过是为生产的事情吵架,不过吵完架还没有走出办公室就又和好了。在任何一家工厂,跟单员与生产计划员吵架,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吵架的事情发生,只能说明工厂的跟单员不是一个好跟单员。

     

    其实三峰塑胶厂给我的感觉并不特别好,不过吸引我的,是办公桌上的新电脑。在伟业厂,可是没有这样好的事情的。进伟业做了一年,碰电脑的次数没有超过五次。我想,若再不碰一下电脑,我花钱在外面学到的电脑知识会忘记得光光的。所以,看在了电脑的份上,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来三峰。后来进了三峰才知道,老板买新的电脑给你,一定有它的用处。要不,他绝对不会给你配一台电脑。

     

    坐在电脑前面练了一会儿打字,又制了一张表格,发现新电脑的反应速度就是快,只是碰到了一个不厚道的人,把我的新键盘换走了,我打字非常吃力。当然,后来在三峰,我也学会了做这种不厚道的事情。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老板对我说:“万传芳,我送你回去吧。”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去。但是老板说他要出去办一件事情,送我只是顺路而已。于是坐上了三峰厂的小货车。车开到离伟业很近的地方了,老板坚持说要把我送到厂里面去。我想,他心里肯定知道,我就是伟业的人。我告诉他,我还要去小店买东西,不让他送到厂里,让他停车。他问我,汇丰五金厂在哪儿,我指了指前面,告诉他就在那儿。他的车还没有停稳,我就急急地打开车门了。刚好旁边有一辆车驶过来,好险啊!我答应了一从车上跳下来,我就一溜烟地跑回了伟业厂。那个时候真是笨,就算他把车开进了伟业厂也没有什么,还是那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

     

    第一百六十二节

     

    在伟业最后几天的日子特别无聊,明月基本能独立完成工作任务了,不过还不熟练。因为我还没有走,有些事情依赖我,自然工作不熟练。三峰塑胶厂这边,也打过电话催过我,问我什么时候过去。扳着手指算了算,我交辞工书也很久了,李小姐也该放我走了吧。我同李小姐讲了一下,李小姐爽快地答应放我走。

     

    离厂那天是个下雨天。用明月的话说,我要走了,老天也在为我掉眼泪。是呀,进伟业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男朋友;从伟业厂出来,依旧还是一个人,没有男朋友。不过,那个时候却不并觉得孤单。二十五岁,其实是非常好玩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挺好过的。我相信以后会遇见更好的人。

     

    按照伟业的规矩,离厂那天,上完了上午的班,我回宿舍收拾行李。头天洗的衣服还没有干,我用一只大塑胶袋装好了,放进了桶里面。仔细算起来,我只是搬一个家而已,把自己的行李从舍伟业厂搬到三峰厂而已。行李当然是全部收走。收好了行李放在保安室,然后上去办离厂手续,结工资。我的运气挺好,林叔在。不过林叔却对我说,没有钱,让我过几天再来拿工资。李小姐对林叔说:“保险柜里面不是还有几千块钱吗,先拿去给阿芳结了工资。”林叔没有吭声,见他没有反对,我就知道钱是肯定能拿到的,于是我飞速下楼,去厂外面的小店拎了几瓶拉罐回来。按照惯例,要走了,得表示一下。回到办公室,林叔已经把我的工资都弄好了,我领了工资,开始挨个发拉罐。先发了办公室,再去了阿华那儿,最后才去找阿伟。我走进工程部的时候,阿伟正坐在电脑前画图。我走到他背后,把拉罐放到桌子旁边,然后对他说:“我走了。”然后,不等他给我说话,我就迅速地离开了工程部,然后迅速下楼,小跑到保安室里面,提起行李,就走出了伟业厂的大门。等我跨过了伟业的门槛,猛地一回头,发现二楼走廊上,许多人在朝着我挥手。别了,伟业;别了,曾经的同事们朋友们。刚离开伟业去三峰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回伟业看看。起初回去,阿伟还在,明月也在。后来,明月走了,阿华也走了。当然,还有一个人物阿伟。我走了以后没有多久,没有等我回伟业的时候,他就走了。阿华告诉我,我走的那天,阿伟就交了辞工书。所以,离厂那天,我去阿伟的办公室,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了。我总记得他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说话轻言细语的。阿伟离开伟业以后去了哪里,我也知道。因为以前阿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他要是离开了伟业,该往哪儿去。可是我没有去找过他。那个时候年轻,觉得错过了一个人,会有更好的一个人在后面等着我。而且就算没有爱情,我也能够快乐地活着。于是,我和阿伟就这样错过了。一错过就是一辈子。

     

    三峰老板给我说过,让我去他们厂报到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会安排司机去接我。可是我没有打电话给他。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雇员,而且不一定能在那儿呆下去呢,去报道当然犯不着兴师动众。我搬着行李走到大路边上,拦了一辆摩托车,就去了三峰。从此,我的人生又出现了一个拐点。

     

    现在回想起来,年轻的时候,我似乎特别倒霉。爱情也好,事业也罢,似乎从来都是眼高手低,似乎一直在错过。或许,我一辈子都不该去的地方,就是三峰。因为三峰,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航向。

     

    我把行李搬到办公室下面的楼梯口,就去办公室。进办公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多年以后,老板仔刘明还说,在所有进来的人里面,我是最牛的,因为那天我一进办公室,就径真走到老板的坐位边上,对老板说:“刘先生,我来报到了。”那个时候我确实天不怕地不怕,所以牛。当然,有着伟业厂经理帮我护航,就算我一下子就冲进办公室,刘老板也没有把我怎么样,而是叫小莲带我去宿舍。后来我改口叫老板,而不是叫刘先生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叫他老板,叫他老婆为老板娘。

     

    办公室在二楼,宿舍在三楼。这栋楼的一楼就是注部车间。整个三峰厂只有两栋楼,另一栋楼在对面,只有两层,一楼也是注塑车间,二楼是仓库。两栋楼之间搭了一个大的塑胶棚子,空地上也摆着几台注塑机。这就是三峰塑胶厂。

     

    因为是文员,我们的宿舍比普通工人的宿舍好一点。三楼靠楼梯口最近的那一大间房子,用夹板隔成了小小的四间,边上留一条窄窄的通道。最外面的一间是我和小莲住着,第二间空着备用,第三间是阿丽的。与阿丽对着房门的那一间,也就是第四间,住着老板仔刘松。后来工厂修了新厂房以后,在新厂房的六楼建了一排宿舍,阿平和刘明住进了新宿舍,阿丽住的这间,我和小莲住了,刘松那间,给另两个文员住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的宿舍挨着走廊,窗户也在靠着走廊的这面墙上。窗户很大,不过却窗帘却拉下来了。拉了窗帘的屋子光线不好,进门就得打开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窗户外面就是走廊,每天来来去去多少人,都得从窗前经过。我和小莲的宿舍,虽然算不上香闺,但是这片隐私之地,我们得好好地保护好,不能让外人偷窥。

     

    宿舍里面有两张席梦思床。来了三峰,不用住上下铺了,居然睡上了席梦思。不过那个席梦思,也只是沾了名而已,并不算好,窄窄的半新不旧的床,小莲睡在靠窗的位置,我的床与她的床之间,留了一条小小的通道。宿舍里面是水泥地板,所以不用太讲究,我们并不经常拖地,甚至连扫地也是小莲干的,我似乎从来不曾扫过地。用小莲的话说,我真是懒死了。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年,我似乎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小莲回家了,没有人扫地的时候,打扫一下卫生,用拖把拖一下地面。

     

    小莲把我带到宿舍,就去上班了。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面整理床铺。从伟业搬过来的现成的被子席子铺在床上,蚊帐都不用吊,狗窝就铺好了。衣服没有多少,墙边上有一个衣柜,我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挂了进。衣柜是有点老土的衣柜,柜门上还镶着一块大大的镜子。虽然衣柜有点老土,但是在伟业的时候,连这样老土的衣柜都不曾有过。等我收拾完毕,装东西的纸箱就空下来了。我把纸箱扔到墙角边上,锁上门找小莲去了。虽然我要第二天才开始工作,但是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是必修课。当然现在的我没有那个时候对工作充满热情了,在开始新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头一天下午就跑去热身。

     

    在办公室玩了一会儿电脑,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于是,我第三次走进了饭堂。第一次,是刘老板面试的时候,那个时候饭堂静悄悄的,只有许多只碗筷安然不动地躺在主人给它们安排好的位置上;第二次去饭堂,是陪着小莲吃饭,我也顺便了解一下饭堂,还记得那天吃的是土豆丝和西红柿炒鸡蛋,因为我错误地以为,三峰塑胶厂的生活好,可以满足我的胃。现在,我是第三次来饭堂了。从此以后,我就得吃着这儿的黄米饭,就着这儿的大锅菜,来填充饥饿的肚子了。晚上的菜不好,炒葫芦,胡萝卜丝,就这两个菜。胡萝卜里面有几粒榨干了油的肉残碎。和上次看到的一样,在这两个锅旁边,还有一个铝铁窝,窝里面是中午吃剩的菜,几样菜混合在一起,锅里面有一把勺子,几个员工搅动着勺子,朝自己的碗里面打剩菜进去。

     

    我端着饭菜,跟着小莲一路走着,找了靠后的一排座位坐下。我吃下第一口饭的时候,觉得黄米饭有一点臭味,就像家里烂谷子的气味。我赶紧挑了一点胡萝卜丝放进嘴里。水煮胡萝卜丝一点儿也不好吃,除了它自身的味道,一点油味都没有。我对小莲说:“工厂里面怎么没有干部餐呢,这个菜太难吃了。”小莲说:“我们吃的已经是干部餐了。胡萝卜炒肉就是我们比员工多出的一道菜。”听小莲一说,我抬头朝饭堂最前面望了望,真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打到一勺子胡萝卜的。虽然这个美其名曰的荤菜里面只有几粒肉渣。我对小莲说:“那天我来的时候,吃得可好啦,今天的饭菜实在是糟糕。”小莲说:“工厂里面的饭菜,都一个样。”小莲一边同我说着,一边略带痛苦地吃着饭菜。我接着吃了几口,就再也不想吃了。这样的饭菜,我还真吃不下去。伟业的生活就算再差劲,却也比三峰塑胶厂强吧。看着碗里的饭菜,我又开始回忆三峰塑胶厂的小饭桌了。在伟业原时候,觉得饭菜不好吃,可是到了三峰,却发现这儿的饭菜更不好吃。我坐在桌前,看着小莲吃完碗里的饭,然后我们一起去洗碗。小莲问我:“你才吃几口,不饿吗?”我说不想吃。才吃了几口饭的结果是,没有多久我就饿了。工厂周围没有饭馆,我得出去找吃的。于是拉了小莲一起出去了。

     

    三峰塑胶厂有点偏,不过这儿唯一的好处就是离沥林镇中心近,走过去还不用十分钟。非典型时期,街上的人并不多,很多人没有事情的时候,会选择呆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可是,我太饿了,就算现在我的面前有一排非典病人堵住了前面的路,我也得突破重围杀出去,因为我的胃饿得太难受了。

     

    去路边摊吃了一个烫粉,我们才去兴勤超市。那个时候的兴勤超市还在莞樟公路边上,小小的一间超市,不过却也是沥林最大的超市了,去买了一大堆饼干,八宝粥,还有几包咸菜,我们才提着大大的一袋物品回去。回到宿舍,我就给我妈打电话。那个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换工作了,发工资了,或者和谁吵架了,都要打电话回去。我告诉她,我已经离开了伟业,进了新厂。然后聊了一大堆家常。我妈则告诉我,家里开始采茶了,手上不缺钱花。事实上,也就是从那个春天开始,我家的情况就慢慢地好了。

     

    第一百六十三节

     

    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小莲对我说:“我们烧水冲凉吧。”又得说一说三峰厂了。全厂峰厂,只有一台热水器,放在工厂的大门边上。这台热水器,是全厂人饮水用的。当然,办公室除外,因为办公室里面有饮水机。这台饮水机没有装过滤器,烧出来的水特别多灰尘,只有车间的工人才在那儿接水喝。至于洗澡,三峰厂永远都不可能为工人准备热水。冬天的时候,工人们自己在厨房用木柴烧水,夏天的时候,就直接冲冷水了,因为宿舍里面不允许用电热丝烧水,宝贵每隔几天,就会奉老板之命不定时地检查宿舍,床头床底都不放过,查到谁用了电铬丝,就写大字报出来,挂在饭堂门口。不过宝贵从来不查我们宿舍,算起来老板也算对我们开恩了。说起用电铬丝烧水,其实还真有点怕,最小的电铬丝,也有八百瓦,不过为了让水快点热,我们都用一千二百瓦的络丝。那个东西非常危险,弄不好都会触电的。每次用的时候,我都会心惊胆颤,不过为了洗上热水澡,也只能那样了。

     

    宿舍在三楼,但是三楼并没有水龙头,接水得去二楼。我和小莲去二楼饭堂洗碗池上唯一的一个水龙头那儿接了一桶水,然后两个人合力抬上三楼宿舍,然后坐在宿舍里面烧水。一大桶水,用一千二百瓦的电铬丝烧,也要半个小时才够热。水热了,我们分了热水,小莲在前,我在后面紧跟着她向冲凉房走去。说起热水,我又禁不住开始回忆以前的时光了。小莲真是个好人,每次分热水的时候,她总是给我倒了一多半,自己只留了一小半,她是那种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让别人吃亏的人。在我经历的同事中,她是最好的,她可以容忍我的臭脾气,可以和我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守住寂寞日子的人。

     

    没有去过三峰厂的冲凉房,我还真想象不出冲凉房的样子。不过,我跟在小莲后面走着,越走就越失望了。得说一下我们这栋楼。我们这栋楼有两个出口,一个出口就是我们上班要走的那个楼梯,那道楼梯也算三峰厂的面子吧,所有的客户来看厂,都得走那道楼梯,尽管楼梯已经非常破旧了,但是却也很干净。另一个出口,宿舍的尽头。这儿的楼梯就没有靠着办公室的楼梯干净了。楼梯的拐脚处,堆着一堆堆垃圾,那是工人们创造出来的产物,第一次从那儿走,我就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子蹲在垃圾边上拉尿。小莲告诉我,那是一个车间领班的孩子。宿舍里面没有厕所,小孩子内急了,蹲在地上拉尿也算常情吧。

     

    说起厕所,又得写上一笔。三峰塑胶厂的车间和宿舍里面,都没有厕所。工厂的厕所在厂外面,小店边上,据说三峰刚建厂的时候,工厂一个厕所都没有,要上厕所得跑好远的地方,后来老板才请人在厂外面搭了一个厕所。厕所的大门就对着马路,一个厕所,用一面薄墙一分为二,一间的门上写着男,是男厕所;一间的门上写着女,是女厕所。当然,工人们并不遵守这个规矩。因为工厂的厕所太少了,内急的时候,看到哪边是空的,就去哪间上。厕所是配了锁的,老板这样做,是防止外面的人上工厂的厕所。三峰厂的工人,可以口袋里面没有钱,但是不可以少一样东西——厕所的钥匙,据我所知,每个工人都把厕所钥匙拴在腰间,预备内急的时候,冲出车间就可以掏出钥匙打开厕所的大门。

     

    关于上厕所,我进厂的第一天也闹了笑话。要上厕所了,才问小莲哪儿有厕所。小莲告诉我厕所在厂外面,然后递给我一把钥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厕所,掏出钥匙打门,打了老半天,却怎么都打不开厕所的大门。于是,又回办公室找小莲,小莲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门,后来才知道,我插反了钥匙,所以打不开门。还有一次,我要上厕所了,掏钥匙打门,却打不开,怀疑有人在里面把门反锁了,用力拍了拍门,却只见一个女生的声音在说:“我被锁在里面了,你帮忙叫一个人来打门吧。”原来她上完厕所,怎么都打不开厕所的门,于是被困在了厕所里面。

     

    我们从三楼下到一楼,然后绕过一条窄窄的巷子,来到一排矮小的铁皮房前,小莲指了指铁皮房对我说:“这儿就是冲凉房了。”冲凉房外面没有水龙头,倒是有两口水井,有人用力地摇动着水井的杠杆,只见一股水流就从水井里面流了出来,落到了桶里面。水井边上,有几个工人蹲在地上洗衣服,还有的人在排队,水井太少了,不够用呢。

     

    我们去的时候,冲凉房也没有空,好不容易等到某一间冲凉房开了门,却有比我们早来的人,提着水桶进去冲凉了。等了好一会儿,终于轮到我了。走进冲凉房,先是一股热气直钻进鼻子。这也不怪,从下班以后,就不断地有人进去冲凉,里面的热气还没有来得及散开呢。能抢到冲凉房就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也管不了那样多,脱下衣服,就着桶里的水洗澡了。

     

    洗完澡洗完衣服回到宿舍,手机在一个劲地叫着。华哥打电话过来了,刚接通电话,华哥就问我:“小屁孩,在三峰厂还习惯吗?”这个华哥,怎么就知道我来三峰了?我走的时候,可是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儿,只是对他们说,有新工作了。华哥说,是塑胶部的排骨告诉他的。排骨也是听三峰厂来伟业送货的人说的。我说:“不好,不习惯。”华哥在电话那边笑了,对我说:“小屁孩,是不是离开伟业就后悔呀,你走了我们也不习惯。特别是阿伟,他一个下午就坐在工程部里面,谁去找他他都板着一张脸,此时他正躺在床上叹气呢。”阿伟叹气就让他叹气吧,我也在三峰叹气呢,不过不是为阿伟,而是为眼前的这个环境。多年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为某一个男人而叹气的时候,才能理解阿伟当时的心情。阿伟就住在华哥隔壁,我猜想,华哥一定是从阿伟的宿舍里面走出来,就给我打了电话。那时如果我让华哥把电话递给阿伟,或许我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心高气傲,从来不主动找男孩子说话。这也算是我性格的弱点吧。

     

    同华哥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我就坐在床上,开始发呆。伟业虽然不好,但是与三峰厂的环境相比,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在三峰塑胶厂呆下去。外面,非典闹得厉害,据说工作特别难找。如果在三峰厂呆不下去,我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又在哪儿。我的那一丝自卑此时又开始作恿了。如果让我坐下来一个人发呆,或许我可以坐上半夜,都不会犯困。但是,就算不困,也得强迫自己睡下,因为三峰厂的上班时间,是早晨七点。习惯了伟业的早八点,我还得强迫自己:明天六点半就得准备起床!

     

    第一百六十四节

     

    依旧和每次换了新工作一样,很早就醒了。闭着眼睛继续躺了一会儿,闹钟才响起来。六点半了。我从床上坐起来,准备好了洗濑用品,小莲却依旧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再躺五分钟。”可是闹钟却在一个劲儿地响着,想多赖几分钟都没门。小莲无可奈何地从床上爬起来,一看就知道昨晚她并有睡够。从来没有在早七点就开始上班,所以当三峰老板告诉我,七点就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奇。总以为,不就是比以前早一个小时起床吗,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是没有多久,我就和小莲一样,闹钟响了也不想起床了。睡眠不足,去上班的时候都会打瞌睡。

     

    我端着盆子,跟着小莲来到厂外面,厨房外面的空地上。这儿也有一口水井,有好些工人,蹲在地上,就着从井里面压出来的水洗漱。看到这一幅场景,我不禁想起以前读过的描写抗战时期生活的小说,我们一个个就像抗日营地里面的战士,就着从井里面压出来的水给自己洗脸漱口。可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早已不是抗战时期,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广东惠州,虽然那儿只是惠州的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我觉得奇怪的是,一个几十号工人的工厂,居然没有自来水,几十号人全靠井水过日子。不得不说,三峰厂老板真是抠门到了极点。不过,听说井水比自来水干净,或许是因为在三峰厂吃了几年井水的缘故吧,所以到如今我都身体健康,很少生病。

     

    井水从水井里面摇出来,哗啦啦流进脸盆里面,水冰凉清澈,打了一杯水刷了牙,再用剩下的水给自己好好地洗了一个冷水脸,顿时精神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开始上班了。这个时候,天空还没有多久,周围的工厂还静悄悄的,可是三峰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回宿舍放好了脸盆,就和小莲一起去上班了。只见小莲从三楼下来,就直奔办公室,并没有打上班卡。我觉得奇怪,问小莲:“上班不用打卡吗?“小莲却告诉我,工厂不打卡,而是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自己记录上班时间的。小莲说着话,从小李子那儿拿来一张表格给我。这就是三峰塑胶厂的工分单了。不过这个工分单不是让村民小组长帮你填,而是让你自己写,一个月三十天或者三十一天,你自己记录每天的工作情况,然后给自己评分,满分是十分。没有亲历过集体时代农村靠工分挣口粮的年代,不过在三峰厂,这一缺憾总算弥补上了,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如果一个从没有来过广东的人,有一天来广东了,进了三峰厂,对三峰厂评工分的制度倒也不会奇怪,因为他并不知道真实的广东工厂是什么样子。可是我虽然没有进过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却也在广东经历过大大小小好几间工厂了,那个时候觉得三峰厂评工分的做法很可笑。不仅仅只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可笑,几乎我们的所有客户,都觉三峰塑胶厂刘大老板的做法很可笑。不过后来就习惯了,因为这是三峰特色。如果没有这些特色,就不是三峰塑胶厂。

     

    三峰特色,都是由刘大老板一手策划的。写工分,也与刘大老板的崇拜有关。他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所以在三峰厂办公室正墙的中央,贴着巨幅的毛主席像,紧挨着毛主席像的,是周总理像。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三峰厂刘大老板,每天在胸口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小时候见过很多人把毛主席像挂在右胸离心脏较近的位置,但是把毛主席像挂在胸口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而且仅仅吸见了刘大老板这一例。当然,从他们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毛主席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但是,像他那样崇拜毛主席的,我也只是见到了唯一的一例。因为受毛主席思想影响,三峰厂刘老板非常朴素,很多时候他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走在街上没有人相信他是老板,大都会以他是叫花子或者拣垃圾的老头儿一类的。只有出去收货款或是回香港的时候,老板的衣服才穿得体面一点。说到这里,得说一个关于老板的笑话了。老板节约得近乎吝啬了,鞋子穿破了还要拿去补鞋匠那儿补一下再穿,有一双鞋子据说穿了好几年了,我还在伟业厂的时候,就见他穿着一双破鞋子去我们厂送货,那个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三峰厂的杂工呢。大概是我进三峰厂两年以后吧,他那双鞋子还在穿,这两年时间里,据老板的小姨子阿丽对我们说,她都提着这双鞋子去补过至少两回了。这双鞋子比街头流浪汉脚上的鞋子还要破旧了,老板还舍不得丢掉。老板娘每个周末从香港过来,看到刘老板脚上的鞋子,都会当着我们的面,说这双鞋子丢人。有一天中午,老板娘提着这双破鞋子走出了厂门,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从外面回来,进了办公室就乐呵呵地告诉我们,她终于帮刘老板把那双破鞋子扔进了垃圾堆。她还说,她猜得到,丢进垃圾桶之后,刘老板会一个挨着一个垃圾桶地去找他那双心爱的鞋子,所以她提着鞋子走了老远才扔,估计刘老板再也找不到这双鞋了。扔了一双鞋,她还没有忘记从超市里面再给刘老板买一双鞋回来。老板娘同我们说完这件事情没过多久,刘老板就进办公室了。

     

    老板娘见老板进来,吩咐试鞋子。一听说老婆给自己买了新鞋子,老板高高兴兴地穿上了这双爱心牌的鞋子。老板穿上鞋子以后,老板娘带着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你走几步路看看,不知道合脚不?”老板并不知道老板娘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就真的在办公室里面走了起来。当老板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边的时候,老板娘突然对我说:“阿芳,你说老板是穿那双破鞋子好看,还是穿新鞋子好看?”老板娘这样一问,我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所有的人都跟着我笑了起来,当然老板也跟着笑了。不过,笑过之后,老板就说,他那双破鞋子还能穿很久,扔掉了实在可惜。然后,他就去外面,一个挨一个垃圾桶去找他的鞋子了。过了一会儿,只见刘老板提着他的宝贝鞋子回来了,还抱怨老板娘把鞋子扔得老远,害得他走了好久的路才找到鞋子。如果要在沥林找一个葛朗台式的人物,不用费力,我们把三峰厂的刘大老板推荐上去。因为与葛朗台老头子相比,刘老板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三峰厂刘老板的手十干活的几十个人,生活条件当然非常艰苦,那种苦是与时代明显不合的。工人在工厂平时是见不到肉的,我们的饭碗里面倒是能见到肉,不过那都是熬过油之后的肉渣,肉是冻肉,肉差了,肉渣当然也不好吃,所以每当吃过饭后,总可以看到饭桌上丢着一些肉渣。吃差一点也就罢了,干活的时间长,实在让人受不了。三峰塑胶厂是两班倒的,进过塑胶厂的人,都知道注塑车间的模样了,三峰也不例外,不过三峰的车间与其他工厂又不一样,厂房特别破旧,走在车间里面,很可能就会摔上一跤,因为地板坑坑洼洼的。我们的情况好一点,不用上夜班,但是白天的工作时间却特别长。

     

    早晨七点钟,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工厂里面的管理人员也开始忙了起来。三峰厂是没有杂工的,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杂工。每天七点钟,刘老板把两部货车开到厂门口,仓管员点清了货物的箱数,那些管理人员,就去扛箱子,把一箱箱的货物装上车。而此时,我和小莲也开始在办公室里面进行打扫。我们从办公室旁边的饭堂后面,工厂唯一的一支水龙头那儿接来了水,开始擦桌子。我进去的时候正是非典时期,老板娘从香港过来的时候,交给我们两瓶酒精,让我们用自来水擦完桌子以后,再用酒精擦一遍。那段时间,不仅仅只是办公桌,包括桌上的电话,包括老板桌上,任何人都不能碰一下的毛主席塑像,都得用酒精去擦拭。办公室不大,但是要认真打扫起来,还真花费时间。我和小莲打扫完毕,打开电脑坐到办公桌前,就已经七点半了。这个时候,仓管员送货物清单来了,我们开始开送货单,司机也在这个时候进了办公室,等着我们开好送货单出车。在广东的许多工厂,司机是最好玩的职业,只要驾着一辆车子溜出了厂门,逃出了人们的视线,驾着一辆车子去了外面,花半个小时办完公事,再玩半天回来,都没有人说。但是在三峰厂,司机却是特别辛苦的。三峰厂每天出两次货,早晨七点出一次,下午一点钟出一次。两部车子,两个司机,一人开一部车,天天如此,没有空闲。所幸去三峰做司机的人,运气特别好,开着三峰的车子出去送货,每次都能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发生过事故。要是出了事故,估计刘老板一分钱的赔偿都不会给他们。

     

    在我进三峰以前,小莲是工厂唯一的跟单员。小莲之前,是小莲的表姐。小莲的表姐我见过,而且经常跟着小莲去她那儿玩,我们在三峰的时候,她已经混得不错了,自己开了一家电脑锣加工的店子,还雇了好几个工人。她是三峰的第一任跟单员。据说在她之前,工厂是没有跟单员的,由刘老板兼职。小莲表姐当然是最棒的跟单员了,所以当我和小莲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老板经常拿小莲表姐当先进典型来讲给我们听,据说小莲表姐从学校毕业就进厂来做跟单员,直到小孩子要出生了才离开三峰。当然,后来三峰厂建了新的厂房,我们有了新的办公室,工厂又招了几名文员之后,老板每次训话,总把我和小莲当先进典型来讲。在三峰老板的跟里,一个好的跟单员,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守在厂里面,不近男色,就是好跟单员。

     

    我因为是第一天上班,所以小莲忙着开送货单的时候,我却坐在办公桌前玩电脑。只见小莲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送货单,拿着计算器,对着仓管员交上来的单子一边算,一边朝送货单上写数字。小莲忙了老半天,终于送走了司机。这时老板也巡视完车间,回到了办公室,然后给我分配工作任务了。我是新人,分到手的工作任务并不多,只是一些散客户,好长时间才来一张订单的那种。那天下午,我仅仅开出了一张送货单。我还以为,我的工作就会那样轻松呢,可是后来,我是工厂的跟单员里面最忙的一个,因为大部分大客户都划在我这边,也算是工厂的顶梁柱吧。当然,这要感谢三峰厂,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在那个破工厂呆好几年时间,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实在一点都不值。但是,在那儿我学会了吃苦。后来我进的工厂,没有一家工厂像三峰那样烂那样混帐的,在三峰的几年时间,就算我在炼狱吧。

     

    第一百六十五节

     

    三峰厂早晨七点上班,是没有早餐的。我和小莲都有充分的准备,去超市买了苏打饼干、沙其玛当早餐。早晨洗濑完毕,坐在宿舍里面吃几块饼干,就下二楼办公室去上班。从早晨七点钟一直坐到中午十二点,五个小时,通常情况下,不到十点钟就有一点饿了。厨房就在楼下,但是厨房里面却没有香味飘过来,有一天下午,倒是有一股难闻的味道飘进了办公室,小莲说:“晚上我们又要吃青豆了。”那股味道,正是煮青豆的味道。青豆不在厨房里面煮,而是用一只破电饭煲在办公室旁边的饭堂煮,所以每次煮青豆,我们的鼻子就要受罪。不过,煮好的青豆再放上油盐炒一下倒是特别好吃。当然,如果炒豆子的时候,能加上一点肉沫,那就特别不错,但是在三峰厂,你永远也吃不上这样好的菜。

     

    在三峰办公室坐了两天之后,第三天又坐了整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老板对我说:“工厂现在没有生意,你下午去樟木头,去三家工厂送彩页,顺便拿回他们那边的名片。”老板交给我一张写好的纸条,我看了一下,我要找的可都是大人物,要么是厂长,要么是经理,还有老板助理之类的。而且据老板说,那都是大集团公司,让我出去的目的,是推销一下工厂的塑胶盆和塑胶筐,那些大厂对这一类产品的用量特别大。说直接一点,老板就是让我出去拉业务。出发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告诉我,名片上的这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到了樟木头以后,打电话给他,他带我去那几家工厂。

     

    我走出工厂,在路边上了开往樟木头的车。不一会儿,就到樟木头了。那个时候广东忙着闹非典,街上看不到多少行人。在治安超级混乱的樟木头车站下了车,我就打了老板朋友的电话,给他说明来意,问他有没有时间带我去。那个人听我说完,在电话那头大声说:“我现在在外面,没有空,你自己去吧。”我都已经站在樟木头的地盘上了,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回去,然后告诉老板说,他的朋友没有空,所以我空手回来了。我得自己去,找到这三家工厂,然后把老板的名片送出去,再拿着客户的名片回来。三家工厂,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记得有一家工厂在樟罗,有一家在白果洞,还有一家在石新。我坐上了开往樟罗的公交车。上了车,就问司机知不知道这家工厂。司机说,有个大概的印象,具体的位置他就不知道了。坐上了开往樟罗的车,至少就离目的地近了一些吧,坐车的人并不多,所以司机态度特别好。到了樟罗,司机告诉我,要下车了。然后指了指旁边的一条路,对我说:“你从这条路进去,就会找到这家工厂。”那是一条岔道。现在回忆起来,那条岔道特别长,我走了好久,最后走到了一个上坡上。远远地,终于看见了那家工厂的招牌,可是就是不知道工厂的正门在哪儿。我四下里再找了一下,又浪费了一点时间,终于来到了工厂大门口。隔着工厂的栅栏大门,我对里面的人说,要找某某厂长。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问我是谁派我来的。我立即送上我们老板的名片,说是朋友介绍的,然后递给他我们工厂的彩页,他看了一下,然后回了我一张名片。我接过名片一看,这人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厂长。后来,这个厂还真下了订单到我们厂。

     

    我接着去找下一家工厂。那个时候打手机贵,惠州的卡,到了东莞再打电话出去,就是一块多钱一分钟。到樟木头以后,问路打了几个电话,卡上就不剩多少话费了。于是,我改用打公用电话。公用电话便宜,打了公用电话,还有发票,回去可以报销呢,打私人手机可没有报销。我打公用电话问了路,然后赶到了位于百果洞的第二家工厂。在厂门口,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某经理,告诉他,我是三峰塑胶厂的,前来送彩页,并想见见他。那个经理听我说完,显然不耐烦,让我把彩页放在保安室,他说他有空会下来看彩页的。做过采购的我当然知道,人家是不愿意理你,才这样对你说,很多时候,这些彩页他们根本不会去看。我又说了一翻好话,说想让他给我一张名片,他说:“一天来找我的人多着呢,难道每来一个人找我,我就要递给人家一张名片吗?”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放下彩页,然后奔第三家工厂去了。

     

    去第三家工厂也挺顺利。叫了一辆摩托车过去,摩托车一直把我送到工厂门口。在工厂门口,我告诉保安,我是三峰塑胶厂的,要找一下老板助理,保安打了电话过去,老板助理同意见我,于是我在一名保安的带领下,进了办公室。聊上了几句,那个助理问我:“你们老板是哪里人?”我告诉他实话,说老板是东北人。那人听了特别高兴,他说他也是东北的,于是带我去见了采购,而且吩咐采购,当然我没有忘记找他要了一张名片,然后再找采购要了一张名片,然后借势把三峰的产品推销了一番。完成了任务,时间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我在外面跑业务的这半天,也算是一笔丰富的经历吧。业务员,总能把手中的稻草说成金条,每个跑业务的人,都长着一张会说话的嘴,用四川人的话说,就是长着一张白嘴。因为有着一张能把臭的说成香的,把死的说成活的,把假的说成真的,所以很多工厂特别讨厌业务员,他们似乎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半天时间,跑了三家工厂,后来还真有两家工厂把订单下到了工厂。不过,半天时间,受的委屈也挺多。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去一家电话亭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亭门口坐着几个小男生,见我走过去,他们就冲我吹起了口哨。男孩子或许天生都是这种德性,见了女孩子就要吹口哨。我可是良家女孩子,又不是站街女,冲我吹口哨,我讨厌极了。

     

    从樟木头回去,我先交给老板两张名片,告诉他,三家工厂都去了,但是有一家工厂的经理死活不见我,也不给我名片,我也没有办法。不过看样子,老板挺高兴的。因为我至少还拿回了两张名片。递完名片,然后我就找老板辞职,说不干了。老板有一点吃惊,他说:“你干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干了?”我对老板说:“老板,你招聘我进工厂,你对我说过,是招聘跟单员,但是现在让我去跑业务,我不干了。”老板说:“你以前没有跑过业务吧?”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挺不错的,第一次出去跑业务,就带回了两张名片,明天再接着出去跑吧,车费我报销。”我说,跑业务在外面太受委屈了,我不干,然后就把车票,打电话的收据一股脑儿从包包里面拿出来,让老板给我结结清。老板一边偷偷地抿着嘴好笑,一边给我结钱。该我得的,一分也不能少,多少元多少角,我都要。记得尾数是五毛,老板还真掏出了一张五毛给我,我当然从兜里找了四毛的零钱给他。那个时候,后来,老板仔刘明还多次笑那件事情,说我跑了业务回来就找老板发飙,还要老板结清车费和电话费。

     

    结清了电话费,老板依旧说,让我第二天接着去外面跑业务。我说,我要收拾行李回家。老板说,你要走,得给一个理由吧,你说说,什么理由让你走?我就说,出去跑业务的时候,有小男生冲我吹口哨,所以我不干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反正是不想干了。老板说:“他们朝你吹口哨,你不理他们就是了,你太胆小了。”不管他怎样说,我坚持要走。老板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回家。老板说:“你要回家去,先给你姐和你姐夫打个招呼吧,让他们也知道你回家了。”然后,让我用办公室电话打电话给伟业经理。我不打,我说我自己有手机,用我自己的手机打给他们就是了.。老板说:“这样吧,我放你半个月假,你回家看看再来我这儿上班吧。”只要放我走,什么都行,我当然答应了。心里想着:放我假也好,我的这一堆破行李还可以暂时放在三峰厂,等我从家里出来,找到了工作,我就来搬行李,三峰厂就权当是物品寄存处吧。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车去了樟木头,然后多樟木头转车去广州,坐上开往宜昌的火车,回老家去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去跑业务,或许人生会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我去拜访一个客户,坐在接待室里等的时候,和我坐在一起的一个男士问我:“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业务员?”我告诉他,我不是业务员,我是做跟单的。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业务员呢,看你长得这样漂亮,打扮又得体,挺适合做业务员的。”当然,如果做业务员,一定不能选择三峰厂,因为我亲眼见过好几个来三峰做业务员的,做不了几天就走了,因为三峰只认订单,而不认你跑业务的过程,有时候业务员要一个样板,都没有人去帮他们。离开三峰以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去做业务员,因为我想向高薪挑战,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其实做业务员也挺好的,至少比做文职强多了。人生,错过一次机会,或许等待下一次机会就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有时候一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第一百六十六节

     

    回家的那天,一大早就从工厂出发,坐车去了樟木头,再从樟木头坐车到广州,樟木头开往广州的车,终点站是广东省汽车站。下了车,我就直奔火车站,买车票去了。

     

    广州火车站,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外打工十年,回家的次数也有八九次了,每次回家,都得途经这里;每次从家里来广州,也一定要从这里走出来。我想不仅仅只是我,和我同一个时代,来广东打拼过的人,一定对广州站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所以,现在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广州站的画面,我就倍感亲切,我对它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宜昌火车站的感情。

     

    非典时期,行走在广场上的人并不多,来去匆匆的人,大都戴着白色的蓝色的口罩。我的包包里面也准备了一只口罩,当然从省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我也把那个劳仔子戴上,把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售票厅里的人并不多,很快就买好了车票。是下午的车,似乎就是那趟现在已经驶出我们的视线的2286次车,又似乎是2115次车。买了票,我就进了候车室。戴着个大口罩坐在候车室里坐到开车的时间快到了,跟着人流进了站台,钻进了绿皮火车上,找到了自己座位坐了下来,依旧不敢扯下包裹着鼻子和嘴巴的口罩。还没有到火车开车的时间,陆续还有一些人,从外面向车厢里面走进来。车厢里面太沉闷了,直憋得我感觉嘴角都在冒汗了,见坐在我旁边和对面的人,都扯掉了口罩,我才终于找了可以扯掉口罩的理由,把口罩摘下来了。不过口罩却舍不得丢掉,来广东的时候,还得戴呢!

     

    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行驶,天亮的时候到了宜昌。我伸手拍了拍的牛仔裤的口袋,手机还在呢!我回家的时候,湖北还没有人感染非典,尽管家乡人也知道了非典的厉害,但是街上的人,戴着口罩的并不如广东那边多。宜昌火车站与宜昌长途汽车站只隔着一条马路。从火车站走出来,到汽车站,从上了开往宜都的车。到宜都的时候,正是吃早餐的时候。车站外面的简陋早餐摊前,坐着三三两两吃廉价早餐的人们。同每次家一样,走到宜都,还没有到家,就有一种亲切感。

     

    离车站最近的菜市场是文峰路菜市场。从车站走出来,过了马路,往前走几步,再过马路,就到了菜市场。以前在小县城混得狼狈的时候,我就是在文峰路买最便宜的菜过日子。来到久违的菜市场,我还能嗅到一丝当年的气息。久违了,菜市场。当然,今非昔比,此时我并不是为着菜市场最便宜的菜而来。

     

    文峰路菜市场,最外面的都是卖小菜的,卖肉的卖鱼的都在里面。我用几份战胜者的姿势,趾高气昂走从小菜摊前向里面走,一直走到菜市场的最里面。还在火车上,我就想好该买什么菜回去了。母亲喜欢吃牛肉,可是乡下的村庄和小镇没有牛肉卖,所以我得买两斤牛肉回去,父亲喜欢吃鱼,我得提一条大草鱼。那个时候的特价真是便宜,牛肉才卖十二块钱一斤。买了两斤臀部的肉,才要了二十多块钱。一条四斤重的草鱼,也才要了不到二十块钱。那个时候的物价真是便宜呀,早知道如今的物价会如此暴涨,那个年代真该一个劲儿地猛吃便宜的肉类。买好了菜,从了一辆电麻木车回到车站。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宜都人乃至宜昌人,对麻木肯定情有独衷了。所以,我又不得不回忆一段与打工经历并不相符的往事了,因为这些过去的事情,小辈们肯定不知道。

     

    宜都乃至昌一带麻木车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历史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呆在宜都,所以就说说宜都的麻木史吧。麻木车也就是载客的三轮车。最开始是人力三轮车,外形像老上海时期的黄包车,那个时代,宜都街上是见不到小汽车的,全县的人都穷,谁有本钱买一辆小轿车搞出租呀?所以有几年时间,人力三轮车挺吃香。坐在人力三轮车上,仿佛就回到了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坐一次车,是两块钱。一辆人力三轮车,最多能坐两个人,起步价是一块钱,路途远就是两块了。那个年代的宜都小县城还没有扩建,小县城很小,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就半个小时的功夫,两块钱不算贵,也不算便宜,像我这样的穷人,都能消费得起。人力三轮车是一门苦活儿,车夫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为了几个小钱,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忍着寒风。记得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坐过一次麻木车。也是从文峰路菜市场出发,因为我要赶着最后一趟开往镇上的车回家,又快到开车时间了,走过去肯定赶不上了。我对车夫说,你快点儿吧,我要坐最后一趟开往某某镇的车。只见车夫一个劲儿地蹬车,遇到有坡的路段,他就不能坐在位置上,而是站起来,弓着腰蹬车。后来宜都不准人力三轮车行驶,就换成了电麻木,也就是摩托三轮车。电麻木跑得比人力三轮车快多了,坐在电麻木上,并没有从人力车舒服。二零零三年的时候,我坐的就已经是电麻木了。从文峰路菜市场到客运停车场,不到两分钟就到了。坐上车没有多久,车子就开动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小巴士,在村口下了车。现在回忆起来,从广东回家的这段路,我最不习惯的,还是从县城开往镇上的这趟车。路面差,沿途弯弯拐拐的,坐在上面特别不舒服。当然,我只能私下说说,要是这话被村里人听见了,他们肯定要骂我去了广东就忘了老家这片穷地方了。

     

    在村口下了车,把手机挂在脖子上,才往家里走。我是个不显摆的人,不过,这一次,我是一定要显摆了,不为别的,只为母亲出一口气。记得二零零一年,我被工厂炒了无处可去,大年三十才赶回家。二零零二年正月,村子里面死了人,隔壁的某个大妈去送了人情回来,对我妈说,某某某人买手机了。那个人正好是从广东回来的,那个时候就用手机了,可是我还一名不文呢。母亲对我说:你要争气。我也对母亲说:下次从广东回来,我一定也有手机,您不要生气了。所以,现在我回村子,一定得把手机挂在脖子上,告诉村里人:我万传芳也在用手机了。

     

    二零零三年春天,村里有手机的人,总共还不超过三个,不过那个时候的手机在村子里面,也只是一件无用的摆设,因为没有信号,所以手机形同虚设。尽管如此,村子里面的人依旧把有手机当成一种荣耀。乡下人目光短浅,没有办法。我有了手机,在某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村子里的头条新闻。有人看见我脖子上挂着手机,就问我手机是什么牌子的。我说摩托罗拉的。那个时候的手机牌子不多,主打牌子就是摩托罗拉。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彩屏手机,蓝屏手机刚刚上市,一部蓝屏手机卖一千多块呢。有人问我是不是蓝屏手机,我告诉他们,不是蓝屏手机,不过我并不缺买一部蓝屏手机的钱。

     

    下了车没有走多远,就在半路上遇见了母亲。母亲生病了,要去村子里面的卫生所打针。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并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生病了就朝村卫生所跑,直到村卫生所久治不愈,才会去镇上或是小县城看病。村卫生所又破又旧,而且没有医疗设备,药柜里面只有普通的药,贵一点的药都没有。母亲打了一针普通的青霉素就和我回家。

     

    现在想起来,我算幸运的。因为三月份回家,我没有送进镇上的观察室去观察。就在我离开家乡后不久,非典越闹越凶了,连我家乡那片穷乡僻壤,也谈非色变,还专门在镇上选一处多年无人居住的厂房作了观察室,从异乡回来的人,先得去那儿报到,量量体温,没有问题才放你走,有问题的,还得在那儿免费吃住半个月,确定没有感染非典才放行。二零零四年春天回家,坐车从曾经做过观察室的厂房路过,墙体上用石灰刷上去的白色抗非标语还清晰可见。

     

    第一百六十七节

     

    一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来,家里变了个小样儿。母亲用我去年冬天寄回去的钱,把家里整理了一下,每一间房子都充分利用,最让我高兴的是,家里终于整出了三大间卧室,而且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卧室了。屋子刚整过没有多久,还没有来得及打扫。不过,家比以前更像家了。后来,大妹又寄了一点钱回去,家里整了水泥地平,刷了白石灰,装了新窗户,整个村里的土房子,看上去只有我家的最威武。两次整房子的钱,加起来有五六千块。在那个时候,建一栋楼房,五六千块钱就够买砖了。被我们精心打造出来的土房子没有住上几年,二零零八年秋天,我们又亲手推倒了它,在原址上建起了楼房。要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这所土房子会被我们推倒,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打理它,而是干脆把它推倒重建。当然,人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二零零二年冬天,我没有想太远,只是觉得我家的土房子一点也不差。可是到了在决定建楼房的时候,土房子越看越不顺眼,于是就把它推倒了。

     

    好不容易回了家,却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了。隔壁大妈搬家了,那可是曾经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呢,当初穷的时候,母亲和她好得不得了,夏天谁家去外面借了米回来,都分一半给对方的,几十年时间,母亲和她就一路相互关照着走了下来。据母亲说,大妈是在我回家前不久搬走的,搬家的车子驶进她家院子,装好了家具要走的时候,大妈和母亲都哭了。我没有赶回家看到这一幕,没有为大妈送行,也算是留下了一点遗憾。大妈的房子卖给了山上的一户移民。我一直在外面,和新邻居接触不多,当然无法建立起一种邻里间的友谊。每年回去,见了面只是打个招呼而已,连他们家我都很少去坐。以前大妈还没有搬走的时候,我是隔三岔五就要去坐坐的,而且每次出门,从自己家走出来,还要拐到大妈家的院子里面,给她打个招呼再走。不过母亲说新邻居待她挺好,我们家有事情,他们也会过来帮忙。

     

    回到家母亲就要做饭吃。坐了一夜火车,又坐了几个小时汽车,一点都不想吃东西,也不累,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岁,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回到家就屋前屋后地四处乱转,见了熟人还要同别人寒喧几句。当然,他们感兴趣的,是我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很多人想拿我的手机玩一下,不过我可不轻易把手机拿给别人看的,其实那个时候的手机除了有几条短信息,有几个电话号码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就不喜欢别人摸我的手机。

     

    回到家,母亲自然要准备一顿好吃的。说到好吃的,当然离不开腊肉,这可是我们那儿的一种不算是特产的特产。母亲在厨房忙着的时候,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厨房里面看她做饭,她告诉我,去年杀了一头大猪,有两三百斤肉,还有几十斤猪油。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早些年,我家似乎没有杀过这样肥的猪,因为那个年代,猪喂大了要卖掉了凑学费,我家总是在过年前几天才杀一头小小的猪。如今这个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进了厨房,得说一说我们老家厨房的一样物件:碗柜。老家的碗柜非常大,一人多高,碗柜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放几只碗,还要放菜,放油,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过现在这个物件似乎被淘汰了,至少我家从修了楼房,建了新厨房以后,就不用体积庞大的碗柜了。不过在二零零三年,我家的旧碗柜还在工作着。我打开碗柜一看,柜子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真多,柜子一角的一只大碗里面,装着满满一碗猪油。这可是好东西,我端出来,对母亲说:“等下就用猪油炒菜好了,这样好的猪油,不吃掉太浪费了。”母亲却说,那是肠油,气味重,没有打算自己吃,她打算送给河对面的一个老太婆,因为那个老太婆没有油吃。母亲还告诉我,前段时间已经送给她一碗猪油了。仔细想一想,母亲也算过了太多贫困的日子,所以当她听说谁家没有粮食吃,谁家没有油吃的时候,总要把自己吃不完的东西送给人家。可是我没有母亲那样善良,虽然我也做过一些好事。我对母亲说,你不要再给她送了。她自己不是有孩子吗,你经常给她送东西,让她的孩子看见了,人家还不高兴呢。吃不完的油,熬了喂小猪吧。早些年,我们家没有油吃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给我们送过油呢?

     

    吃完饭,就跑到家门口的小河边上去玩了,母亲提了几件衣服去河边上洗。算起来,我家的地理位置不错,家门口有小河,河上有桥,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呀!夏天的时候,还可以下河摸螃蟹,把篾筲箕伸到石头缝里抓虾,隔几天就能吃上鸡蛋虾米汤和油炸螃蟹。在现在看来,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河里的虾和螃蟹可是自然生长,没有吃过一点点饲料和激素的。生长在小河边上,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会游泳,生性忌水,见了水就害怕,所以我只能做旱鸭子。我走到浅水处,掰开了几个小石头,却找不到螃蟹的影子。据说有好多人朝河里放药捕鱼,然后河里就看不到生灵了。唯一能看见的,就是河边上被晒干的死螃蟹的尸体。

     

    回到家,除了吃腊肉,除了去小河边上转一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去茶园转一转。早些年没有去广东的时候,一到下半年,就盼着来年春天,春天来了,茶叶长出来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尽管在二零零三年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再像往年一样缺钱了,不过采茶的时候,手头比平时活一点。我回家的时候,茶树才露出白色的,米粒大小的芽儿。不过离采茶的日子却是越来越近了。其实不用去茶园,站在家门口向着村子上面最高的山上望过去,就知道节气到了哪儿。当村子里面最高的那座山上,远远望过去有一片红色的时候,就是映山红开了,映山红开了,就要开始采春茶了。确实,我回家后没有几天,就望见那座山上,有了一片红色,田间地头也有了一些采茶人的影子晃来晃去。

     

    我依旧在村子里面活动,依旧把手机挂在脖子上炫耀着我的破手机。有人见了我,依旧问我的手机是什么牌子,依旧想玩一下我的手机。除了聊手机,还有人同我聊非典。因为我回家以后,据说广东的非典越来越厉害了。如今这个时代,通迅高度发达,人们不用出门,从电视上就可以知道千里之外的广东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问我,你们那儿有人得非典吗?我告诉他们,我在惠州,惠州没有人感染非典。确实是如此,非典持续了好几个月,人们谈非色变,当时的惠州也算是危险期,但是惠州却没有一个人得非典。还有人问我,你过多久再出门?所谓出门,也就是出发。我说,快了,就在这几天。不管去哪里,我都不喜欢告诉村里的人,我什么时候走。

     

    有一天和母亲去了镇上,因为我要去存钱。掰着手指头数一下,二零零一年春天去广东,现在是二零零三年春天,转眼就在广东混了两个年头。第一个年头,瞎忙活了一年,第二个年头,自我感觉混得不错,还清了上学时欠下的债务,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回家的时候,口袋里面还揣着好几千块呢!在二零零三年春天,口袋里面揣着几千块钱,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面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我可不敢对村子里面的人说有口袋里面有钱呢,我得把钱存起来,等以后嫁人了,这笔钱就是我的私房钱。对于银行我不熟悉,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信用社,因为信用社是农村的产物,以前村子里面就有信用社,后来拆掉了,只有镇上才有了。在我家那个幅员辽阔,但是土地贫瘠的小镇,有了一点点闲钱就扔进信用社;买一包肥料差钱,或是捉一只小猪不够钱的时候,也去信用社贷个百十来块钱。因为对信用社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去信用社了。其实镇上还有一家邮政储蓄,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用邮政储蓄,开始用邮政储蓄是第二年的事情。

     

    全镇只有一家信用社,但是排队的人却没有几个。或许是老家确实太穷了,没有几个人在信用社开户的缘故吧,进了信用社,没有等几分钟就轮上我了。递了身份证,砸了三千块钱进去,一只红色的存折就产生了。看着营业员微笑着数钱的模样儿,我特别满足。去信用社存钱之后,大概过了七八天吧,有一天坐车,在车上有一个女人同我打招呼,我正在奇怪,这个我不认识,她怎么就同我打招呼呢?母亲告诉我,这个人是信用社的,我才想起来,那天我去信用社,正是在她的窗口办理的存折。朝信用社丢三千块钱,居然能让营业员记起你,这是发生在二零零三年,老家小镇的故事。

     

    第一百六十八节

     

    不知不觉在家里一呆就是半个月有余。每天睡到自然醒,院子里面公鸡不知道打鸣几次了才起床。起床以后,等着吃早饭,吃完早饭或坐在家里聊天,或在村子里面闲逛,这种日子很快活,不过我不敢每天都这样享受快活的日子。虽然两年以前从老家去广东的时候,我答应过母亲,在广东混两年,去外面见见世面,二十五岁就回家,不再去外面漂泊了。二零零三年,我二十五岁。按照两年前的承诺,这一次,我不能再走了,得成家立业。可是两年以前我去广东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我依旧是一个人。成家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可能一个人成家,没有成家,也没有人愿意养着我,不上班就没有钱花。所以,我还得出去,出去寻找出路。

     

    决定了还要走,收拾一下行李,就从家里出发,去了宜昌火车站。从广东回宜昌半个多月时间,刚回来的时候,宜昌人对非典没有什么概念,不过等我去广东的时候,宜昌人也谈非色变了。这一次出去,坐的依旧是2176次火车,2176次火车因为是上午开车,我到宜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当然只能买第二天的车票了,于是在火车站旁边的铁路大酒店住了一宿。住宿费不贵,二零零三年,不记得是二十五块还是三十五块了。当然,比起外面十块钱一晚的黑店,那儿是贵了一些,不过条件也比黑店好得多。我住的是三人房,挺干净的。与我同住的两个人,也是去广州的,和我坐同一趟车,不过住在同一间房里面,我们却彼此很少说话,或许是心存戒备的缘故吧。

     

    以前每次去广州,走到宜昌,我都要去城建学校走一圈,因为小妹在那儿读书,那个时候,就算为了等火车而住十块钱一晚的黑店,心里却踏实,因为城建学校就在火车站后面,小妹在那儿呢,觉得宜昌还有一个亲人,心里就觉得挺踏实。可是现在小妹去了广东,城建学校再也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得一个人,静悄悄地在宜昌等到火车开走的时候,独自坐车去广东。记得两年以前,一个人提着一只箱子去广东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孤独,可是现在,在广东混了两年了,却觉得孤独了,人的岁数长大了,却还不如当初那样独立了。这种孤独的感觉,直到后来遇见了易,后来从广州到宜昌或是从宜昌到广州,多是我和他一起,即使是我一个人,一路上他都会打电话追着火车跑,所以我才不会觉得孤独。

     

    宜昌人恐非症带来的效应,就是走在宜昌的街上,发现许多人都戴上了口罩,同在广东见到的景象一样。上车的时候,只见许多只白口罩一起拖着沉重的行李,向着红皮火车跑过去,中国式的恐非症真是滑稽可笑。当然,这些可笑的人里面,还有一个我。我那个时候也是戴着一只白口罩,背着一只包包,跟随着人流一起跑。其实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用跑,根本不用愁上不了车,因为在那个时候,谁都知道广东是疫区,没有多少人愿意朝着广东的方向走,只有像我一样孤苦伶仃没有人疼的女孩子和一些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去外谋生的人,才会舍了一条老命,挤着火车去广东。我的运气还真不错,那个时候火车抵达了广州,全部的旅客就下车,出站,没有人测体温。据说我走后没有几天,从全国各地开往广州的列车到站以后,旅客出站的时候,一定得量体温。量体温的东西,就是外形长得像枪一样,对准耳朵按一下,就能测出体温的家伙。这个家伙是非典那一年我才认识的,不过到现在为止还叫不出它的名字。量了体温以后,体温正常的才给予放行,体温不正常的,都关起来接受检查,得关半个月,不过据说是免费吃住。免费吃住,这种待遇我还没有享受过呢,不过关半个月,时间实在太长了,受不了。不仅仅广州站如此,据说全国各地的火车站都差不多。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从北京回来的人,回家以后发现体温不正常了,去镇医院查了一下体温,就被关半个月。那年春天,有多少人被关过我不知道,不过这些进去免费吃喝的人,没有我。

     

    在广州下了火车,我就直奔东坑。两个妹妹都在东坑,我也不想去惠州了。在初坑市场租了临时房,然后发信息给大妹,告诉她,我已来来初坑了。好久她才回信息告诉我,因为非典,工厂禁止员工外出。小妹那时已经跳槽去了东权电子厂,不过她没有手机,无法联络上她。我和她们近在咫尺,却不能见面。记得那个时期,许多工厂都是这样,禁止员工外出,这样做并非坏事,算起来厂里也是在保障工人的安全。

     

    在初坑落下脚,我就出去找工作。非典时期,走马路找工作当然是不可能的,太危险了,说不定走着走着就在无意间感染了非典。而且那个时候,许多工厂除了招工人还在厂门口贴个招工启事,文职类的招聘都是到人才市场去招了。要想找到好工作,就得去人才市场。东坑这个地方,到现在我依旧怀恋它的一个原因,就是离市区近。从东坑出发到市区,坐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够了。东莞的人才市场有好几家,有名气的要数智通和基业了。冲着智通的名气,瞅准了智通有现场招聘会的日子,就去智通了。

     

    在去智通的路上,我还梦想着能进东莞的某一家大公司,好好地干上几年呢。二十五岁,不大也不小,正好在外面好好地挣钱,顺便在大公司叼一个金龟婿回家,结束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要想叼金龟婿,当然得进大公司,大公司选择的机会多,小公司里面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我就这样一路屁颠屁颠地去了东莞,去了智通人才市场。

     

    到达智通的时候,智通外面挤着好些人,他们也同我一样,冲着现场招聘去的。该是进场的时候了,他们却在外面徘徊着。我还是第一次去智通,人到了却不知道现场招聘的入口,于是去问保安。保安却告诉我,因为非典的原因,人才市场不举办现场招聘会了。我对保安的话表示怀疑,保安却对我说:“你要是不相信,去看告示吧。”我按着他指的方向,找到了那张告示。是真的,人才市场就是从我到达的这一天开始,不举办现场招聘了。那个时候许多人不会玩网络,网络招聘不流行,现场招聘没有了,还剩下中介。我去了智通的中介办大厅。服务人员态度倒是蛮好,我告诉她们,我要找一份文员的工作,然后她们就抓起电话机,一家挨一家地打电话,打了两三个电话以后,就开始写纸条了。当然,纸条不是免费就能获取的。就在一名服务人员给我写纸条的时候,我看见她写的公司名,那家公司我知道,在东坑那一带,那可是天底下工资最低的公司,我对她说:“不用了,我不去那家公司。”然后我就从大厅里面溜了出来,心里想着:去基业看看吧,或许基业还在举办现场招聘会呢。

     

    就在我准备大步迈向基业人才市场的时候,却听见几个前来求职的人说,他们就是从基业赶过来的,因为基业停止举办现场招聘,所以他们就来智通了。结果智通也停止举办现场招聘了。真是来的不是时候呀,如果我早几天从家里出发,或许还能赶上最后一场现场招聘,说不定就在现场招聘会上,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可是,没有如果。我只能灰溜溜地回东坑去,继续最原始的找工作方式:走街。

     

    二零零三年春天,如果让我来描述它,我一定得说一说那年春天的非典,说一说戴在每个人嘴巴上的大口罩。大口罩,是二零零三年春天独有的代表物。非典时期,广东规定工厂公司不许在非典时期炒工人,因为不炒工人,而这个时候也没有人敢辞职,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会感染非典,所以没有人愿意从工厂的围墙走出来。没有人员流动,自然也没有多少工厂招聘。那个春天,同以往的春天特别不一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作特别难找。

     

    东坑的工厂特别多,以往的春天,工厂外面一定会贴着许多招聘启事,一年刚刚开始,许多工厂都会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那个时候国内的物价相对便宜,工价也不高,所以许多外国佬都喜欢把订单下到中国,下到广东来,以减少制造成本。可是,那个时候许多工厂宁愿让厂里面的人加班,也不敢从外面招人进去,因为老板们害怕一不小心就招了一个非典病人进去,如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进了厂,将会给工厂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说起那个时期,得说一件事情。就在非典在广东爆发得最严重的时候,有一家超市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劫犯进了超市,对着超市里面的工作人员和顾客大声高喊:“我感染了非典,让开。”然后,所有人的就真的如躲避瘟神一样,全都逃走了,然后劫犯就趁乱洗劫了超市。如果在那个时期,不幸失业,那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因为说不定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把非典病毒带回家。那个时期的我,就在非典病毒恐怖下,每天早晨就出去找工作,将近中午的时候回来,然后下午出去,将近工厂下班时间再回来。感染了非典病毒,大不了死掉;可是没有工作,我也会饿死。两者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找工作。因为出去找工作不一定会感染非典病毒,但是天天窝在出租屋里面,也有可能感染非典病毒,而且如果钱花光的时候还没有工作,就只能等着饿死。

     

    第一百六十九节

     

    我又开始走街的生涯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我,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就像推销狗皮膏药一样,出去面试的时候,总把自己说得非常优秀,当然,要是哪家工厂不小心录用了我,对不起,我就赖在这儿了。所以,多年以后,当我挂着包包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时,我总对身边人的说:“我出去卖狗皮膏药啦!”

     

    00三年春天,对于我们这些挂着包包,穿着廉价的衣服和花三十五块钱从皮鞋店里面买来的廉价皮鞋的这些人来说,那个本该属于招工旺季的春天,却比冬天还要寒冷。多年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深圳搞同学会,有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就是那年春天来广东的,她说,从宜昌坐火车到广州,一下火车,只见火车站广场上来来去去的人,都戴着口罩,把嘴和鼻子遮得严严实实的。二零零三年的那场非典,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似乎是从二零零三年开始,世界工厂的名字就慢慢地离我们远去了。广东,也似乎开始没落了。现在,广东在咱们打工者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低于长三角,广东,只能是一个过去时,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那么几年,它曾经辉煌过,但是现在它正在慢慢地变成一个落迫的贵族。

     

    虽然在东坑呆了一年多,而且东坑也不算大,但是真正让我走街找工作,走不了几步我就会迷路。对于东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伟业厂旧址那一带。第一次出去走街,我就去了那儿。伟业厂旧址,成了东权电子的货仓部,我小妹正在那儿上班。她是进料检验组的,当然跟着货仓部的人一起上班。伟业厂对面的那片空地上,去年我们搬厂走的时候,空地上刚刚开工建房子呢。几个月功夫,工厂就投入使用了,不过全是小厂。因为空地建了厂房,厂门口的那条路,似乎越来越窄,不够用了。走在曾经熟悉的路上,回不到的却是过去。当初那一帮人,在工厂搬厂的时候走了几个,去了惠州以后,又走了几个,等到我离开伟业的时候,仍然留在伟业的就没有几个了。此刻我来到了曾经的工厂门前,却没有熟悉的人朝着我微笑,没有熟悉的人为我打开工厂的大门。透过工厂的铁栅栏门,我看见了工厂里面的一切。它似乎和伟业时代一模一样,不曾改变什么。可是,它现在已经不是伟业时代了。关闭着的铁栅栏门里面,它锁住了过去的故事。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伟业搬到惠州以后,招工的时候,曾经遇见一些去见工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儿是他们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他们工厂搬走的时候,他们没有随工厂一起走,所以每当经过那儿的时候,都会朝里面望一望。伟业新厂里面,也锁着他们太多的记忆。

     

    虽然走在伟业旧址那一带,于我而言有一种忧伤的情调,但是我还得走,两天一次地走。这次从惠州来了东莞,我不想再回惠州去了,想留在东坑。要想留下来,当然得找到一份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能有节余的工作。前不久朝银行里面存了三千块,我还想继续存钱。过了太久贫困的日子,我知道自己需要钱,因为需要钱,所以要努力挣钱。那个时候,我以为,进工厂老老实实地上班挣钱,是存钱的一种方法。

     

    井美这一带,工厂倒是很多的,不过它们似乎都犯了恐非症,工厂的大门永远是关闭着的,从外面望进去,院子里面看不到游走的人,工厂门卫室里面坐着的保安,也是一副非常死板的面孔,为了防止非典经菌涌进去,保安把门卫室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在井美村,只有一家工厂招聘文员。看到招聘启事,我马上去应聘。就算我没有戴口罩,保安还是放我进去了,而且没有量体温。不过,进去面试的结果却不太理想。面试要过三关。第一关是人事部的主管找你聊天,让你说以前的工作经历。这一关倒是很顺利地过了,接着去过第二关。第二关是制一张表。不得不说一下,虽然我进电脑培训中心学习过,而且正是因为在培训中心学过一段时间,我才有勇气出去找文职类的工作,而且因此顺利地进了伟业厂做文员。不过,在伟业厂,却没有一台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电脑。我用电脑的时候并不多,一年下来,在电脑培训中心学习的东西,最基本的还记得,不过电脑操作速度却不怎么样。规定十五分钟完成一张表格,我做了二十分钟还没有做完。所以,第二关我就被刷掉了,更别说过第三关了。从那家工厂走出来,正是黄昏时分,太阳弱弱地照着,不冷也不热。回到出租屋,把自己关进小小的屋子里面。

     

    过了一会儿,大妹来找我了。她告诉我,好不容易才开到了一张放行条。那段时间,他们工厂每天只允许三个人出厂,而且出厂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她在出租屋里面没有坐多久就回去了,只记得她走的时候对我说:“你来的不是时候,要是等非典过了再来,会少很多麻烦。既然来了,就先找一份工作做着吧,做员工都行,等非典过了现出来找工作。”

     

    她说的道理我当然懂。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在外面多游走一天,染非典的可能性就高很多。进了工厂,有工厂的癖护,当然会安全很多。可是,让我回到流水线上做员工,打死我也不干!我于是继续走街。每天上午出去一趟,下午出去一趟,路线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从初坑市场到黄麻岭,从黄麻岭回初坑市场;从初坑市场到井美伟业老厂那一带,然后再从井美回初坑市场。其实初坑还有比井美和黄麻岭更好的工业区,比如角下,对于角下的认识,是在三年以后,那年夏天我母亲从老家来广东,住在小妹租住的房子里面。那个时候,我也曾想过回东坑,可是来了东坑以后,却放不下惠州的一切,在东坑只是小住了一段时间,就拖着行李回惠州去了。东坑,在二零零三年春天和二零零六年夏天,曾经两次与我失之交臂,再也回不去了。

     

    有一天走街的时候,突然想去时信电子厂那一带走一走。从时信电子厂门口的大路走过去,有很多大厂,在那个时代,那几家大厂的口碑都不错。只要进了其中的一家大厂呆着,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这个想法支撑着我走在时信电子厂门口那条宽大的马路上。同每一次找工作一样,走到一家工厂门口,只要隐约看见厂门口贴着一张纸,不管是白纸还是红纸,我都会走上去看一下。因为,机会或许就藏在这些纸里面。

     

    我的运气不错,从时信电子厂门口的大马路向前走,没走多远,就看见群马电子厂招工程部文员。不过,面试的时候,同上一次在井美村面式更惨,面试官让我写一下工程部运作的流程,我连流程都没有写出来。说来特别残酷,虽然在伟业厂做了一年文员,但伟业厂算起来并不是正规的工厂,流程也不完整,所以从伟业走出来的时候,我依旧是一只井底之蛙,这一次连第一关都没有过,我就直接被否认了。从群马电子厂出来,继续向前。路过与它一墙之隔的东权电子厂门口,东权电子厂门口也贴着一张招聘启事。我走上去一看,是招聘进料检验员的。进料检验员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想着小妹正好在东权电子厂进料检验组上班,而他们上班的地方,正是伟业旧址,或许是因为怀旧的缘故吧,我走上去应聘这一份工作了。

     

    这一次,我成功了。并不是因为我优秀让我成功,而是负责招聘的文员,正是我们宜昌人。看了看我的身份证,她就带我进去面试了。面试我的是品质部主管,他让我写一个非常专业的数据,我写错了,不过他告诉了我答案,然后告诉我进料检验的操作规范,接着再告诉我,我被录用了。然后给我写了一张录取通知单,学历居然写成了大专,工作岗位是进料检验员。后来我才知道,在东权电子厂,学历高的人,底薪也高。虽然最终我没有去东权工作,但是我还得感谢那位把我的学历写借的品质部主管。如果我真的去了东权,他的这一笔误,会给我增加多少额外的薪水,又会给我制造多少提拔的机会呀!而且,如果当年我真去了东权,说不定现在的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说不定,事业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在大厂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促使你上进的燃料。

     

    拿着录取通知单,我去人事部开了体检单。在二零零三年,有一部分大厂进厂前要进行体检,没有乙肝和肺病的人,才能被录用,小厂体检的不多。那个年代,很不习惯体检,总觉得工厂是在无理取闹。不过现在绝大部分工厂,录用新人都要体检了,也习惯了工厂的这一做法。现在这个年头,不怕被抓暂住证了,却多了一道体检关。要做体检就让它去做吧,我得感谢我父母,给我了一副健康的体魄,求学也好,找工作也罢,从来没有在体检关败倒。

     

    体检的地点,当然是东坑医院了。以前伟业还在东坑的时候,去农贸市场买菜,得从东坑医院门口经过,不过那时要么坐在周宝元的摩托车上一阵风地就飘过了医院门口,要么坐在肥佬的自行车上,当然也是很快就路过了。这一次,我是用脚丈量着从初坑到东坑医院的距离了。

     

    初坑到东坑医院,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走路最少也要半个小时。没有公交车,如果要途方便,可以打摩托车,不过要三块钱车费。想省下这一笔钱,就得走。早晨起床以后,不喝水不吃东西,一大早就从初坑市场出发,穿着高跟鞋一步一步地从市场走到医院。抽了血,照了X光,然后再从医院走回来,在回来的路上,随便找一家路边摊吃早餐。工作有了着落,我得去惠州三峰厂搬行李呢。

     

    第一百七十节

     

    吃完早餐,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惠州沥林,去了三峰塑胶厂。我的那一堆不值钱的破烂行李,正静静地呆在宿舍的角落里面,等着我去认领它。到三峰的时候,还不到中午。我收拾好行李,去办公室找小莲。两个人的宿舍,我离开以前,当然得同她打一个招呼。

     

    我去了办公室,走到小莲身边,对她说:“我来搬行李。”小莲说:“你搬行李走?不在这儿做了吗?”我告诉她,我在东莞找到了工作,当然去东莞了。小莲一听说我要走,她说:“你还是同老板打个招呼吧。”小莲说得有道理。虽然在三峰才工作了三天半,老板不欠我的,我也不欠老板的,不过借了他的地盘放行李,还是同他打个招呼再走。人在外面混,得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就是这一有礼貌的行为,害得我在三峰厂浪费了几年的光阴。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老板回来了。我同他打了招呼,谢谢他对我的照顾,然后告诉他,我是来搬行李的。他说:“现在我们厂好忙呢,我昨天还在和小莲说,要催你回来上班了。”我说,我已经在东莞找到了工作,所以我要回东莞去。老板问了一个我的新工作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进料检验员。老板说:“你做文员做得好好的,怎么要去做进料检验员呢?”他还告诉我,东莞那边都有人得非典了,但是惠州没有人得这个病,所以让我就留下来,不要去东莞了。但是我铁了心要回东莞去。因为东权电子厂着实比三峰厂这个破地方好多了。老板又找我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容易被感动的缘故,抑或是太善良的缘故吧,老板的一番谈话居然让我的思想产生了动摇,我决定放弃东权的工作,回归三峰厂。后来我才知道,三峰老板的一个特长,就是有一张会说的嘴,当然这是他心平心和的时候,如果他骂起人来,说出的话比乡下农民说的还要难听。要不,他那间破厂,怎么会有人老老实实地帮着他一起打天下?在三峰厂,有两个人,从开厂的时候就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

     

    既然决定了回归三峰,我还得回东莞去,把东莞那边的行李搬过来。其实东莞那边的行李,也就是我放在出租屋里面的几件旧衣服和一点点日用品。我于是对老板说,我要回东莞取行李。老板说,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你吃了饭再去东莞吧。我说,不用了,我去外面吃。他说:你答应在三峰工作,我特别感谢你,所以中午我和你一起吃午饭。说着阿丽就端了一大盆面来了。老板先给我添了一碗,然后自己添了一碗,我们坐在办公室旁边的屋子里面吃午饭。现在回想起来,三峰老板的吃苦精神,最让我佩服,那个时候三峰还没有自己的厂房,老板的饭厅,就是一间破杂层子,杂屋里面堆放着纸箱胶纸,还有注塑机配件,只在靠着窗户的地方,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放着饭桌,他每天就坐在那儿吃饭,吃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有了足够的本钱,他拿着那笔本钱,买了三峰厂对面的一块空地,修起了自己的厂房。

     

    面条并不好吃,清水煮的面条,放了一点点盐,还放了一点淡菜,几块去了皮的肥肉。我吃了几口就吃不起去了。但是三峰厂老板却捧着一只碗,呼啦呼啦地吃个不停。我就坐在饭桌前,心里想着,等他吃完了,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他吃完碗里面的面,看了看我的饭碗,问我:“你怎么不吃?”我告诉他,我吃饱了。三峰老板这时做了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动作:端起我面前的碗,拿着筷子就要吃我吃剩下的面条。我连忙制止他,说这是我动过筷子的,不干净,还是倒掉了好。三峰老板居然一边吃一边说:“你又没有传染病,有什么不干净的?倒掉太浪费了。”后来和其他同事说起此事,同事们都说,三峰老板就是这个样子,要不他就不是三峰厂的老板。

     

    回三峰厂上班的时候,正是三峰厂最忙的时候。非典时期,许多工厂都没有订单,生意惨淡,但是三峰塑胶厂的生意却是特别好。这都是托了合俊玩具厂的福。合俊玩具厂,也就是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时,一夜倒闭的据说是东莞最大的玩具代工厂。不过在二零零三年,它是樟木头一带数一数二的大厂。合俊玩具厂有两个工厂,合俊一厂和合俊二厂。那个时候的三峰厂,业务有两块:电话机壳和代加工。客户不太多,但以大客户为主,小莲主要负责电话机壳,我负责代加工。工作是这样分配了,不过我是后来之人,小莲是师傅,所以我暂时只负责合俊二厂,当然后来代工这一块全部落到我头上了,那是在我熟悉了工作以后。

     

    在伟业的时候,我也做着跟单的工作,不过伟业的工作特别简单,自己做自己的产品,似乎做起来特别容易,工厂生产偶尔出一点乱子,也能应付过来。那时工作的轴心,,就是催着供应商送货了。不过来了三峰,却是倒换了位置,变成人家整天催着我要东西了。我的身份,也从伟业时期供应商眼中的上帝,变成了三峰时期,为上帝服务的人了。呜呼哀哉,后来我常对小莲说,或许是在伟业的时候,我经常骂别人的缘故吧,进了三峰,变成我经常被客户骂了。正所谓十年风水轮流转吧。

     

    说到被别人骂,就不得不说一下合俊二厂。那时合俊一厂还由小莲负责,合俊一厂已经和三峰合作了好几年,彼此都过了磨合期,小莲工作起来当然是得心应手。可是合俊二厂同三峰的合作,与我进三峰厂几乎是同一时间。如果我起初在三峰厂呆的那三天半不算进去,我回归三峰厂的最初几天,每天只见司机从合俊二厂拉几套模具回来,老板当时特别看好合俊二厂,模具来了,立马就会围上很多人,呼啦呼啦地把模具上到机台上,调试一下,然后就安排工人开机生产合俊二厂的产品了。

     

    二零零三年,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上半年闹了一场非典,紧接着,美国打伊拉克,石油涨价,塑胶原料涨价,衣食住行也跟着涨价。到了下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许多工厂都倒了。然后,我们都等着二零零四年春天的经济复苏,以为过了冬天,就会有春天。对于挺过了二零零三年的许多工厂来说,二零零四年,工厂倒闭潮过去了,但是用工荒似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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